和諧社會和諧家庭與法律意識-資料下載頁

　　

【正文】 中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確立和在實踐中的顯著成效，是法治社會形成與發展的最具基礎性的強大動力源泉，是培養農民現代法律意識的物質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落后的生產力和封閉的生活方式是宗法等級意識、權利淡泊意識、畏法與厭訴心理等滋生的溫床，同時亦是培養現代法律意識的巨大絆腳石，正如馬克思當年在分析西歐大陸一些國家的發展狀況時指出：“這些國家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于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他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苛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頁。）這充分說明了經濟發展對培養公民現代法律意識的重要性，沒有高度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推毀小生產方式及傳統法律心理對農民現代法律意識的消極影響，更不可期望社會正義制度化。市場經濟是自主性經濟，主要靠市場主體擁有的、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自主活動，而不像計劃經濟那樣，主要靠權力和被動的服從來活動。在自主性經濟中，農民有自主權，他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從而培養權利意識和自主精神；市場經濟是平等性經濟，市場主體都是平等的，平等交換、平等競爭，一切交易都要公平、自愿、等價、互惠才能成立，而不像計劃經濟體制下“國營”老大、“集體”老二，“先公后私”。這有利于培育農民的平等意識與習慣；市場經濟是契約性經濟，市場主體靠主體之間的契約聯結在一起并進行活動。契約（合同）是在法律的范圍內雙方或多方當事人平等、自愿訂立的“法律”。正如馬克思所說：“……通過交換和在交換中才產生實際關系，后來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保ㄗⅲ骸吨袊蟀倏迫珪ǚ▽W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頁。）“廣大公民在合同的訂立、履約和違約后通過法律程序解決的過程中，在與切身利益攸關的問題上，親身體驗著法治的優越，培養著法治的精神。”（注：公丕祥：《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邏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市場經濟在農村的充分發展必然為培育農民的民主意識、平等意識、規則意識、程序意識、契約精神等法治意識提供肥沃土壤。（二）注重實踐環節、講究實效，充分發揮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對農民社會關系的調節功能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了以法律手段取締風俗習慣的暴力性和政治風險性：“法律是制定的，而風俗則出于人們的感悟。風俗以人民?一般精神?為淵源；法律則來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神?和變更?特殊的制度?是同樣危險的，甚至是更為危險的?！保耙淖冞@些風俗習慣，就不應當用法律去改變。用法律去改變的話，便將顯得過于橫暴。那個強迫俄羅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讓進城的人把長袍剪短到膝蓋上那種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注：[法]孟德斯鳩：《論法和精神（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09—310頁，第154頁。）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于農村傳統社會組織、結構以及社會關系等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嚴厲打擊了農村原有民間組織。在反“封建”、破“四舊”名義下對各種傳統觀念和民間知識的全面清理，目的是想通過強制性改造運動把舊時的農民改選成新時代的公民，并以正式 的法律去取代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但事實上卻證實了孟德斯鳩預言，鄉規民約依舊以其合理性在農村社會頑強地生存著，同時亦驗證了“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一黑格爾的至理名言。在農村社會“合理而不合法”的現象甚為普遍，這不能不再次引起立法者的深思！事實上，當法律拋開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試圖強行介入農村時，國家的正式法律在農村社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地氣”（根基）。因為為了使法律家喻戶曉，常常需要習慣作為補充，畢竟立法者所用的概念要求借助習慣予以闡明。在一個文明與落后同在的國度，在廣袤的農村大地，我們不能忽視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的成長土壤與社會功能。正如列寧所說：“假使我們以為寫上幾百條法令就可以改變農村的全部生活，那我們就會是十足的傻瓜”（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1頁。）善待好的有效的習俗、慣例和規范也是由我國的國情決定的?！霸谝恍┞浜蟮泥l土農村依然普遍沿襲、保存、使用著大量的習慣，對習慣、習俗等民間法的遵循大大超過了對法的呼喚，國家法往往還處于次要的補充地位。”（注：田成有：《鄉土社會的國家法與民間法》，云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5期。）我國法制的統一、依法治國的推進和“送法下鄉”的運動，的確不能完全消除和擯棄人們心中認可的有效的習俗、慣例和規范?，F階段的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在農村存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此，我們的確不能從所謂現代法治的視角形而上學地指責和譏諷農民們的“合理不合法”行為。需要澄清的是：重視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在農村社會的調節社會關系之作用，并不是說農村社會不需要國家的法律，更不是主張國家政權應當從農村社會中徹底退出。從總的趨勢看，中國農村從遵循村規民約向信仰國家法轉換是必然之事。這既是鄉規民約自身缺陷使然，更是依法治國方略、全面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農村的充分發展必然會擠壓村規民約的生存空間，進而使之退出農村社會。此外，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又有良莠之分。唯有“優秀”的習俗、慣例和規范與“善”的國家法相結合，方可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獲得合法性存在理由，成為一種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切實培育出新的更合理的法律觀和秩序觀。（三）完善農村基層權力制約機制，改進現有法律對農民的不公正之處，從根本上為培育農民“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意識提供條件民意調查表明，農民對法律的信任程度，法律權威的實現程度，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三個基本因素：基層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法律尊重程度；國家法律與地方性法規在農村運行的狀況；法律法規對農民切身利益的保護程度?；诖耍谌嫱七M農村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為培育農民的法律信仰意識，我們既要完善農村基層權力制約機制，又要改進現有法律對農民的不公正之處。就目前而言，重點關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加強制度改革，從制度上使農村基層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尊重法律，真正做到“法內行政”，杜絕權力私化現象。而要防止和杜絕鄉鎮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之“法外行政”“執法粗暴”“司法腐敗”等現象，僅僅靠自身所謂的黨性、法律知識的學習是遠遠不夠的。正如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所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保ㄗⅲ篬法]孟德斯鳩：《論法和精神（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09—310頁，第154頁。）因此要根本制約鄉鎮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法外行政”“執法粗暴”“司法腐敗”之惡行，必須要建立完備的法律監督機制，解決權力制約問題，以保國家權力不受任何人的主觀任意的支配，實現法律的至上權威。而要實現法律權威必須做到：一方面，黨政機關堅持“權力法定”的原則，即要在國家法律規定范圍內行使職責，不可隨意推定（擴大）自身的權力范圍；另一方面，要有不依附黨政機關的專門監督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和檢查。中國目前的確有專門的監督檢查機構，但其人事、財政、考核等皆依附于同級黨政機關，讓依附者去監督被依附者，堪稱中國特色的政治笑話。第二，改革現有的農村訴訟體制，降低農民的訴訟成本，并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的法律援助力量。大多數農民對“告官”之事是敬而遠之，首先是惹不起，其次是打不起。農村現有訴訟體制的弊端突出體現為訴訟成本（全方位的）太高。這正是農民申冤不得不在無奈中繞開國家法、另辟蹊徑的根本原因所在。筆者在此還想提及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可否認，這種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法律制度的確在現實生活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但是這種制度化的、范圍極小的“施舍”，又有多少農民能夠“按需分配”呢？除了個別死刑犯或標的很大的當事人能享受這種待遇外，又有幾個農民能親身體驗這種社會主義優越性呢？可以想像，一個根本不打官司、打不起官司的農民，他能信仰法律嗎？ 第三，加強農村失業、醫療等社會救濟立法，國家應支付農村的失業和社會救濟費用至今為止，我國始終沒有考察農村的失業問題。按目前的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村維持目前的農產品產量所需勞動力不超過現有勞動力的三分之一，農村過剩人口是通過“一個人的工三個人做”，一年平均有效工作日不到一個月，沒有兼業，又沒有資本的農戶，只能在貧窮中度日?！拔灞簟?、烈軍屬開支等社會救濟、救助費和撫恤費用也是通過制度化由農民承擔。政府在社會救濟上對九億農民的確有不盡人意之處。這既不符合社會公平的要求，國家也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F在中央提出休養生息政策，就應當通過立法形式使農村失業、社會救濟制度化，還農民以真正的公平待遇。在這方面湖南省某縣走在了最前面，其推行農村醫療保險，由縣鎮政府、農民個人按比例投資保險，農民可以到縣鎮政府的衛生部門報銷醫療費，其上限為每人每年報銷不超過一萬元，盡管如此，但的確邁出了可喜的一步。第四，加強教育經費立法，國家應承擔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費用國家要求的九年義務教育，城市由國家財政負擔，而農村卻由農民自己掏腰包?，F在農村中小學的費用開支是城市的兩倍以上，而農民的收入還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用較少的收入負擔較多的費用這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的不公平。并且20世紀90年代以來，教育部以政府的名義要求鄉村兩級中小學校舍“達標”，每個鄉鎮至少需要200萬元左右，而這些最后也通過“學生集資”等途徑轉嫁給農民?！坝腥税堰@種狀況稱為?農村義務教育農民辦?。據教育部發展研究中心在1998年選取7 個省的26個樣板縣的調查：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中央補助約占1％，省補助占11％，％，％由鄉和村籌集。這種狀況無疑問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注：黃锫堅：《農村教育投入：缺口誰填？》，經濟觀察報2003—10—.）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權責明顯扭曲的事實：中央和省級政府掌握了主要財力，但基本擺脫了負擔義務教育的責任；縣鄉政府財力薄弱，卻承擔了絕大部分義務教育經費——這種政府間財力與義務教育事權責任的不對稱，是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經費短缺的重要制度原因。許多研究者將這種不對稱狀況形象地稱之為“小馬拉大車”和“大馬拉小車”。令9億農民振奮人心的是，2005年3月5 日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從2005年起，免除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雜費、書本費和寄宿學生的生活費，到2007年農村普遍實行這一政策。廣大農民期待著“以農民為本”的《農村教育經費法》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