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物副作用作為醫療事故鑒定的客觀依據精選5篇-資料下載頁

　　

【正文】 定人太容易從法官的“助手”轉變為法官的“主人”了。②③我國具有大陸法系職權主義的訴訟特征，故鑒定程序和結論的公正非常重要。過分依賴醫療鑒定結論 , 是目前我國法院審理醫療案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法院不能全面客觀的對案件事實進行審理，而只是以醫療鑒定作為斷案的依據，這使得醫療鑒定不公轉化為司法裁判不公。這種后果是嚴重的，司法救濟作為最后一道救濟途徑一旦失去公眾的信任，將直接導致私力救濟的泛濫，導致社會矛盾朝著非理性的方向發展，這正是醫患糾紛成頑癥的的重要原因。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鑒定結論屬于證據的一種，并同時規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對于醫療鑒定報告的審核，法院應當對程序和實體兩方面的進行審查。在目前醫療鑒定程序尚待完善之時，筆者認為應當強調醫療鑒定專家出庭作證的必要性。（1）鑒定人在法庭上接受法官及當事人在鑒定資格、鑒定程序、鑒定依據及是否具有回避情形等方面的質疑和詢問，可以有效避免和消除權利干預、利益誘惑和其他消極因素對鑒定人的影響。如若鑒定人不出庭作證，就為“暗箱操作”大開方便之門，鑒的科學性、公正性就無法保證。（2）鑒定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醫學問題，它是鑒定專家根據醫療事實，按照國家法律、法規、診療常規以及專門知識，運用過錯判定規則及因果關系論證規則來得出鑒定結論的一門學科。鑒定所涉及的不僅僅是醫學問題，所以，鑒定專家出庭所陳述的也不僅僅是醫學問題。我們可以將醫療鑒定專家出庭陳述的意見進行區分：醫學問題和非醫學問題。如果是非醫學問題，法官自然可以審查；如果是醫學問題，則可以要求鑒定專家依據權威教材的論述、中華醫學會制訂的診療常規等對法庭的質疑進行答復。這樣可能還有兩個問題無法解決，一是由于醫學問題是個自然科學，可能會有不同的主張；二是可能目前沒有明確的診療常規。如果遇到這樣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參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概念，也允許鑒定專家有必要、合理的自由裁量權。（3）我們在實踐中遇到的最多的問題是：雙方當事人認為是否存在違反診療常規的爭議焦點不能在鑒定報告中得到完整合理的解釋。這是目前的醫療鑒定結論失去公信力的重要原因。雖然對于鑒定報告的質疑，醫學會可以書面進行答復，但還是無法做到有問必答！通過法庭的一問一答，可以最大限度的解決醫療鑒定對爭議焦點避而不談的問題。筆者曾遇到一個案例，患者術前診斷為肺癌（無病理報告），行右肺切除術，術后病理診斷為炎性假瘤，術中沒有做快速病理。在鑒定會上，當事人提出醫方違反診療常規 , 認為在切除器官（右肺）之前應該行快速病理以明確診斷，防止誤切器官。可是，鑒定報告卻回避了這個問題，并認為不構成醫療事故。這樣的情況在實踐中屢見不鮮。（4）通過醫療鑒定專家出庭陳述，可以最大可能的還原鑒定結論形成的過程。如果需要重新或補充鑒定，也可以為法官明確重新或補充鑒定的目的所在。可以最大限度的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目前我國醫學會的醫療鑒定沒有一例出庭作證，社會民眾對醫療鑒定的公信力存在普遍的質疑，可是相對于其他鑒定，醫療鑒定的采信率卻相當高，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司法實踐中的怪事！⑤、錯鑒追究制度的建立《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五十七條規定，對參加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工作的人員接受申請鑒定雙方或者一方當事人的財物或者其他利益，出具虛假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造成嚴重后果的，有相應的處罰措施。不難看出，《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的處罰措施至兩個前提：一是接受當事人的利益；二是造成嚴重后果。但事實上，由于鑒定專家和醫療糾紛責任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最容易出現的虛假鑒定是人情鑒定和不負責任的鑒定，并不是由于鑒定當時受經濟利益的驅使，這種情況在現行的法規中沒有相關的處罰規定。同時，對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屬于嚴重后果也沒有做出相應的界定。所以，大部分的虛假鑒定實際上是得不到責任追究的。另外，由于醫療鑒定專家組不是一個實體組織，開完鑒定會就解散。檢驗鑒定的正確與否最有效的手段是出庭接受當事人的質詢，到目前為止，我國沒有任何一次醫療鑒定專家出庭接受當事人的質詢。也就是說，檢驗是不是屬于虛假鑒定都無法做到，要進行責任追究就根本無從談起。另外，醫學會作為一個社團組織，承擔著組織鑒定的職責，可是并沒有相應的責任擔當。在《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會冒出假專家》一文中，揭露了江蘇省醫學會把一名接待室的老漢假冒鑒定專家出席鑒定會。⑥ 象這樣的鑒定肯定是虛假鑒定，做出這種虛假鑒定的責任人是醫學會還是鑒定專家？是否應當承擔法律責任？承擔什么法律責任？這種虛假鑒定必然造成患者物質和精神上的損失，這些損失患者向誰追償？通過哪些途徑追償？法律都沒有相應規定。司法實踐中，法院對于以醫學會為被告的鑒定糾紛案件，也不予受理。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鑒定的組織者還是鑒定專家，都無需為錯誤鑒定承擔任何責任。沒有責任追究的后果是嚴重的，根據權利和責任相統一的法律原理，設定權利的同時必須有相應的責任擔當。現在，鑒定專家只有權利，沒有相應的責任和監督。這就為濫用權利提供了機會和可能。目前看來，比較容易出現的情況有： 1）不負責任，敷衍。使鑒定流于形式或操縱在個別人手中； 2）虛假鑒定，攙雜個人恩怨。由于鑒定人和當事醫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同學、朋友或師生的關系很容易出現，不免有個人恩怨，因此，為借機施舍人情或打擊報復提供了機會。筆者認為，無論是鑒定專家還是鑒定的組織者，對法庭都負有誠實鑒定的義務即真實義務，此真實義務是一種法律義務，對該義務的違反將導致相應的法律責任。根據德、日、美等國的立法與司法實踐，負有真實義務的主體在違反真實義務時，可能導致如下法律后果：罰款、課以負擔訴訟費用的制裁、追究侵權責任等。⑦⑧ 我們知道，盡管法官有錯案追究機制，但依然不能杜絕枉法裁判，我們又有什么理由相信醫療鑒定專家會憑著道義和良知，站在公正的立場作出鑒定結論？為了提高醫療鑒定的公信力，我們有必要借鑒國外的經驗，對鑒定機構及鑒定專家的權力予以約束，對錯誤鑒定，根據情節、次數、產生的后果等，規定相應的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責任。鑒定機構的制度構建根據《條例》規定，組織鑒定單位是醫學會，而醫學會、衛生行政部門和醫療機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醫學會實際上受到衛生行政部門不同程度的控制。很多醫學會的職位都是由衛生行政部門和醫療機構的人員兼任。劉大華律師在《對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 之反思》一文中，曾一針見血的指出：《醫療事故處理辦法》中規定鑒定主體為衛生行政管理部門，《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將鑒定主體改為了醫學會，而醫學會顯然是在衛生行政機關的控制之下的，所以，表面上主體的更改并不對鑒定的實質有任何的更改，惟一改變的是，原本有行政機關承擔的行政責任不再有人承擔了，也就是說，衛生行政機關借此完成了金蟬脫殼既繼續享有控制事故鑒定的權力，又理所當然地轉讓了責任。⑨另外，《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授予醫學會組織鑒定的職責，但未授予任何職權。對鑒定專家的人事、財政均無權管轄，只能被動的“組織”，對鑒定專家的違規違法行為沒有任何處分權力。比如對曾為醫療事故主要責任人的醫師，也同時為專家庫中的鑒定專家，鑒定中難免有感情鑒定，但醫學會無權停止或限制其鑒定工作。所以，無論鑒定的組織者－－醫學會，還是鑒定專家，都掌控在衛生行政部門的手中。這是過于保護部門利益的結果，直接導致醫療鑒定的運作效率低下、錯鑒頻出，是逐漸失去公眾信任的根源所在。實際上，在目前我國現實情況下，建立獨立的鑒定機構是可以操作的。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征求意見階段，也有人提出應該由司法行政部門來主管醫療鑒定，但部門利益博弈的結果還是將醫療鑒定劃歸衛生行政部門主管的醫學會來組織，這不能不說是立法上的一個遺憾。實際上，司法行政部門主管司法鑒定工作已經積累一定的管理經驗，況且，從鑒定機構應當獨立來說，醫療鑒定由司法行政部門來主管更加合理。只有建立獨立的鑒定機構，才有可能逐步由該機構自主選任合適的醫療鑒定人員。所以，讓鑒定機構脫離衛生行政部門的控制應當是我們提高醫療鑒定公信力的第一步。三、結語實際上，醫療鑒定存在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責任程度的認定，還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對醫療鑒定制度，的確值得我們深刻的反思。我們醫院在面臨醫患糾紛時，常常埋怨患者不懂醫學，不理解醫院，可是，我們醫院又為什么不能想想一個患者受到事故傷害后，留下的是一輩子的殘疾，甚至葬送全家的幸福生活。我們知道，醫療行為是一項高風險性的工作，由于醫學上仍有很多未知的領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當大的個體差異，有相當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殘廢和功能障礙并非是由于醫務人員的過失所導致，而是完全無法預料和避免的，屬于醫療意外的范圍，醫院無需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在目前醫療賠償的現有體制下，患者家屬出現醫療糾紛后，對按照法律程序進行醫療鑒定缺乏足夠的信任，導致私力救濟泛濫，醫院承擔賠償責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醫療侵權，而是由患者家屬人數的多少和吵鬧的程度所決定，這不能不說是目前醫療糾紛處理的悲哀，也是與那些維護醫院部門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離的。⑩所以，建立更加可信和公正的醫療鑒定制度，不僅有利于受到傷害的患者來維權，也有利于創造一個安全文明的行醫就診環境，有利于促進衛生事業健康發展。事實上，和諧的醫患關系是我們所共同期盼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是當前我國解決醫療事故爭議的主要手段,鑒定書的公信力是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工作的生命,而社會各界普遍認為醫療事故鑒定在各類鑒定中的可信度是最低的,從正確體現的立法原則的角度提出一些提高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公信力的方法,即回避制度的完善、異地委托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和鑒定專家出庭質證,切實提高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的科學性和公正性,從而達到正確處理醫療事故,保護患者和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維護醫療秩序,保障醫療安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出臺前的醫療事故鑒定主體為衛生行政管理部門，但《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則將鑒定主體從衛生行政部門改為了醫學會，而醫學會是社團組織,并且實際上受到衛生行政機關不同程度的控制。因此，表面上主體的更改并不對鑒定的實質有任何的改變，惟一改變的是原本由衛生行政機關承擔的行政責任不再有人承擔了；也就是說，衛生行政機關繼續享有控制事故鑒定的權力，又理所當然地轉讓了責任。醫學會是獨立的民事法人，類似于中介組織，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約束它,《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也沒有規定醫學會有任何的法律責任。不僅如此，醫學會工作人員幾乎全部由省內各醫療機構派遣人員及衛生行政官員構成，與醫療事故可能責任方的醫療機構(醫院)和醫務人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特別是鑒定專家，又都是在一線的醫務工作者。在患者與醫療機構發生糾紛后，讓這樣的組織和人員做鑒定，一些缺乏職業道德和正義感的鑒定組專家人員，往往偏袒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一方。他們都是“一條戰壕的戰友”，心想“今天我為你鑒定，說不定明天就是你為我鑒定”，何況又是同門、同學關系或師生、師徒關系。衛生行政機關的領導有時還“打打招呼”。更重要的是，無論作為鑒定專家還是醫學會，對枉法的鑒定結論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盡管法官有錯案追究機制，但依然不能杜絕枉法裁判，我們又有什么理由相信這些專家會憑著道義和良知抵消上述心理的影響，站在公正立場做出公平的鑒定結論呢?缺乏公正性的醫療鑒定結論是不可能產生公信力的。一些受到不公正醫療鑒定損害的患者對這一點心理很清楚，也有苦無處申訴。《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有著明顯的保護醫療機構的傾向，而在實施過程中，這種傾向被衛生系統的實施者再一次放大，使患者的正當權利很難獲得公平、有效的保護。醫患糾紛一旦發生，醫療機構無一不是誘導甚至逼迫患者走鑒定——訴訟的道路，因為他們知道，有關法律是為保護它們的利益而設臵的，患者很少有可能依靠法律而獲得公平的結論，保護他們權益，實現心理平衡。對此特提出如下建議:《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執行情況進行全面檢查，總結經驗教訓,發現存在問題。，糾正錯誤，還患者以公平，補償他們的損失，包括經濟損失和健康損失。對不公正專家和鑒定組織進行監督和處理。，對《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進行全面修訂，真正體現公平、公正原則，保護廣大患者和醫療人員的正當利益，確保醫療事故鑒定的公正性，為社會和諧安定服務，而不是增加社會矛盾和不安定、不和諧因素。，改變全省僅此一家、全市僅此一家的局面，防止對醫療事故鑒定的壟斷。，允許醫患雙方可以對其鑒定現場進行錄像和錄音，適當地允許雙方邀請新聞媒體參加鑒定。《醫療事故責任舉證倒臵辦法》的落實和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