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醫療改革之我見(文件)

　

【正文】 場經濟的管理手段，增強醫療機構的活力，使醫療機構之間、醫院內部形成競爭，以提高效率。舉個例，中國的醫療資源是真不夠嗎？大家看到的是大醫院人滿為患，等待很久，排不上號看病。但在中國的現代醫療中可能存在該簡單沒簡單，該復雜沒復雜的問題。由此設想我們遇到的很多疑難雜癥并不是真正的疑難雜癥，而是衛生工作人員專業知識的盲區導致的對常見健康問題的認識盲區，說更明白一點是衛生工作人員未能很好掌握現有的專業知識，不同衛生工作人員專業素養不同導致對一些常見健康問題或疾病的處理不同。仔細分析現在城市醫療資源存在的主要問題可能不是不足的問題，而是分布和應用的不合理的問題。目前，正在討論新的醫改方案，焦點集中在是以“市場化”為方向還是“政府主導”為主。中國醫療行業的主要問題可以概括為：醫療資源的嚴重短缺，醫療資源的嚴重浪費。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過程，就是從一元化的醫療體系，通過“公退私進”的醫療改革，最后建立多元化的、。醫療服務中,信息不對稱嚴重。2005年7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的研究報告被披露，其中明確指出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從總體上講是不成功的”。1979年：醫療改革“初露端倪”1979年元旦，時任衛生部部長的錢信忠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提出，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1980年，國務院批轉衛生部《關于允許個體醫生開業行醫問題的請示報告》，打破了國營公立醫院在醫療衛生領域一統天下的局面。這一時期產生了兩個改革典型，一是轉換經營機制的“協和經驗”，二是后勤服務社會化的“昆明經驗”，在全國衛生系統備受推崇。“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門、行業各種產業部搞起來了，甚至你自己的領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場、群眾就不需要你的產品了。時任衛生部醫政司司長的遲寶蘭后來在會議上要求：醫院要在“以工助醫”、“以副補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績。兩派觀點在會議上吵得不可開交。這一舉動的源頭來自于當年2月，國務院公布了數易其稿的《關于城鎮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而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財政投入出現不足。對于宿遷改革的爭議，是兩派觀點的又一次交鋒，最后以擱置告終。”“市場化非醫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衛生部下屬的《醫院報》頭版頭條刊出了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新明的一次最新講話，并冠以這個讓人注目的標題。”再次引起關注。陳竺表示，“到2010年，在全國初步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框架，努力緩解城鄉、地區、不同收入群眾之間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差距擴大的趨勢，有效緩解人民群眾看病就醫突出問題；到2020年，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公共衛生機構將實行全額預算管理，實行嚴格的收支預算管理并探索改革藥品價格加成政策。陳竺透露，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總體框架目前已得到國務院的重視，“將盡快拿出人民滿意的醫改方案。一般而言，事實標準的確立要以特定事物和既定事實為依據，更多的是通過調查、統計等實證方法建立數字、比例等量化關系，以此確定一項公共政策在事實上產生了哪些實際的效果 和影響。醫改實施 的質量、效果如何，不能只憑說，而要拿出公認的指標和數據。因為它不僅能激勵醫務人員為解除患者病痛而積極思考，刻苦鉆研和忘我勞動，也能使我們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看病難、看病貴成為社會問題。對于廣大低收入的農村地區，形勢就更加嚴峻：起碼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匱乏，醫療設備陳舊，政府對農村醫療衛生投入嚴重不足，農村基本沒有醫療保障體系，更缺乏合格的衛生人才等等。政府應該本著“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全面強化政府在醫療方面的職能，控制醫藥價格。其次，強化政府責任，建立高效的醫藥監管機制。最后，積極發展社區衛生服務，逐步形成功能合理、方便群眾的衛生服務網絡。沒有人民的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實現全面小康，就必須認真解決群眾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早日讓醫藥價格下降到人民群眾可以承受的范圍中來。同時，政府也應該鼓勵藥品生產經營企業定點為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生產和供應合格、價廉的常用藥品。對索要紅包、拿藥品回扣等不正之風進行堅決糾正；建立完善的藥品流通領域監管機制，制定科學合理的價格政策。政府投入的不足，使得醫療衛生機構用市場化的運作方式經營管理醫院，結果造成了公立醫療機構公益性質的淡化，嚴重損害了老百姓利益，加劇了醫患糾紛和群眾對醫德的質疑。醫藥價格，已經到了讓普通老百姓無法承受的地步！事實上，醫療改革改來改去，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使“患者有其醫”，就是讓平民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從醫療保險的覆蓋面上看，大多數百姓依然徘徊在醫療保險的大門外。這就促使我們應格外重視全科醫學的學習，全面提高自身素質，爭做合格的綜合型人才，以適應國家新醫改的政策，更好的為人民服務。當我們在埋頭書本、苦學專業課程的同時，也應重視養成良好的醫德風尚并增強自身的社會責任感。科學決策基于科學的評估，科學評估基于科學的數據。衛生部有關官員此前也曾表示，醫改方案將提交2008年3月的“兩會”討論。”——完善醫保體系。“要強化政府責任和投入，確立政府在提供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中的主導地位。在這兩篇報道之后，公眾開始紛紛猜測，國務院關于醫改的政策、方向是否要作大的調整？新一輪的關于醫改的論戰，隨即暗流涌動。這一觀點，被迅速地解讀為衛生部的表態，一時間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劉新明的觀點是，“看病貴”、“看病難”等現象，根源在于我國醫療服務的社會公平性差、醫療資源配置效率低，要解決這兩個難題，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讓醫療體制改革走市場化的道路。2005年：醫改風云突變2005年5月初，衛生部副部長馬曉華發表講話，嚴厲批評了當前公立醫療機構公益性淡化、過分追求經濟利益的傾向，并且著重強調，“應當堅持政府主導，引入市場機制。”2003年，SARS疫情在全國蔓延，中國開始反思公共衛生體系的漏洞，進而開始檢討整個衛生事業。意見中，“鼓勵各類醫療機構合作、合并”，“共建醫療服務集團、盈利性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價格放開，依法自主經營，照章納稅”等條目，讓宿遷“激動不已”，這也使得醞釀于1999年的宿遷醫改名正言順。據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衛平介紹，1980年，我國衛生機構的數量是18萬家，到2000年時已經達到32萬家。爭論的集中爆發，是在1993年5月的全國醫政工作會議上。“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然而，在成效初顯的同時，醫改的一些問題也開始暴露出來：由于實行“放權讓利”的財政包干制，政府財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劇下降，公共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路下滑，政府對公共衛生的投入嚴重不足；基層、特別是農村醫療衛生防疫網加速破敗，嚴重影響到廣大農民的健康保障；由于過分強調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醫療機構開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衛生醫療部門的行業作風開始變壞，名醫生走穴、藥方里開出電飯煲等一系列醫療亂象隨即出現??1989年，國務院批轉衛生部《關于擴大醫療衛生服務有關問題的意見》，醫改在爭議中繼續前行。”正是在這一政策下，1985年成為醫改的啟動年。不久，衛生部等三部委聯合發出了《關于加強醫院經濟管理試點工作的通知》。對于醫改的時間界定，一般從1985年改革算起。缺乏對醫生的有效監督正是我國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本原因。醫療供給在特定時間內是有限的。隨著改革的深化，中國社會逐步從一元化的計劃經濟時代向多元化的、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并存的市場經濟時代轉變。⑥參考文獻：①：中國民意調查網②：張冉燃：《權威報告：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總體上不成功》，載《醫院領導決策參考》2005年第14期③：葛延風：《中國醫療服務體系改革反思》，載《中國衛生產業》2005年第9期 ④：葛延風：《反思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載《中國經濟時報》2005年6月6日 ⑤：中國論文下載中心⑥：第四篇：醫療改革改革開放以后,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旗下,為努力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事業,中國開始了漫長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五、結論：不管衛生體制怎么改，最終要看它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中國存在對不同級別衛生服務機構作用的不正確認識，中國的醫療教育很多時候還是以經驗教育和帶徒弟式的中國人習慣思維方式來實施，整體上中國醫學教育在職業前教育和職業后繼續教育均存在問題。從衛生經濟學角度，國外一些醫療機構也建立了循證基礎上的臨床路徑，某些疾病在入院后的有日處理流程，在不能按流程處理時要求說明原因,因此事實上可能存在的“疑難雜癥”不像我們今天面臨的這么多。三是中國醫療在管理和技術上缺乏科學性。對于包括計劃免疫、傳染病控制、婦幼保健、環境衛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內的公共衛生服務，應由政府向全社會成員免費提供；對于基本醫療服務，應以政府投入為主，針對絕大部分的常見病、多發病，為全民提供所需藥品和診療手段的基本醫療服務包，以滿足全體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對于非基本醫療需求，主要靠市場化的方式提供服務，政府不提供統一的保障，主要通過鼓勵發展自愿性質的商業醫療保險，推動社會成員之間的“互保”。第一，通過產權制度改革，引入民間資本，將部分醫療機構轉變為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營利性或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以彌補政府對醫療衛生服務領域的投資不足。醫療衛生事業是具有公益性質的事業，是“市場失靈”的領域。因此，在我國未來的衛生體制改革中，應理直氣壯地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原則，不能片面地強調某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堅持了公平，就會影響效率；講究效率，就會有失公平。要建立起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使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不斷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為改變公立醫院“以藥養醫”的局面，中國新一輪醫改試點將取消公立醫院加價售藥。但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商業化、市場化為走向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