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法信訪工作匯報-免費閱讀

　　

【正文】 基層法院領導和法官不少人常常夜里睡不好覺，總擔心哪個當事人又去上訪了。由于一些當事人長期信訪，使得一些案件經過一審、二審、再審、再再審等多道程序，案件結果改過來、改過去。對審判工作的影響。二、涉訴信訪產生的主要原因社會轉型過程中矛盾沖突加劇，各種利益關系此消彼長，各種價值觀念交互碰撞，各種矛盾錯綜復雜，人民法院事實上處于各種社會矛盾的最前沿，作為基層法院，更是處于各種矛盾交織的風口浪尖之上，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成了人民法院在社會轉型時期所擔負的一項十分重要職能。一、當前涉訴信訪的主要特點信訪總量居高不下，越級上訪增幅較快。一個信訪工作人員如果沒有一定的法律素質，那么他的工作就不太可能產生法律意義上的功效，甚至還可能鬧出大亂子，鬧出法律上的大笑話。科學界定信訪的條件和程序，強化依法辦案并且形成終局結論的觀念，達到減少涉法信訪案件的目的。例如，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謝德安在公開發行的刊物（《公民與法》審判版）2004年第7期上發表文章稱，某基層法院共有工作人員128人，但其中具有法官資格（含院領導）的僅21人。打個比方，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工作）和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每個公民都可以僅僅以此為由要求進入國家機關成為國家工作人員。至此，該一案包含三個小案：土地糾紛、刑事、民事。但是，從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高度看，從發展的角度看，從一方面我們目前的立法不斷豐富和科學完善，另一方面卻又要面對大量的涉法信訪案件，以致于這些涉法信訪案件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這一現實看，我們有必要對涉法信訪進行反思和探討，從而獲得一些前瞻性意見。基層工作對“上”有依賴性，信訪工作對“下”也有依賴性，雙方互相依賴，質量與效率不高自是必然。另一方面，我們“將問題解決在基層”的指導思想，又往往使我們將很多公民或者單位在基層解決不了的案件仍然批回基層就算了事，不再做督促、檢查和落實。客觀現實是，信訪部門接待了大量的涉法信訪案件，徹底處理了其中一部分，但涉法信訪案件卻與日俱增，這反映了涉法信訪案件處理權與原有依法設定的處理權之間，已經出現了互為消蝕的傾向。三是加大執法質量檢查力度。二是要進一步提高政法干警的業務素質和工作水平。據統計，今年以來，我們依法三是加強案件評查。針對涉訴工作的實際情況，我們創新思路、完善制度，落實信訪長效機制。基于這一認識，在工作中我們注重做好“三聯”。讓當事人在感受法律威嚴的同時，還能體會到“被尊重、被理解、被關懷”的司法人文氛圍，由此贏得了當事人的信任，達到有效化解涉訴信訪案件的目的。二是堅持領導親自動手。其次，為解決當前政法部門重實體、輕程序的不良現象，每半年開展一次案件普查，確保案件的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確保法律文書制作規范。二是于7月份出臺《中共絳縣政法委員會關于錯案責任追究辦法（試行）》，按照“誰辦案誰負責，誰引發誰解決”的原則，由案件承辦人承擔第一責任人的責任。二是加強內部聯系，形成工作合力。我們在接訪時首先考慮的就是取得當事人的信任，“帶著深厚感情做工作”，做到“不打官腔、不繞彎子、不踢皮球”，特別注重對當事人的關心細節，實行人性化辦案，包括適時向信訪當事人反饋信息，保持與當事人的溝通聯系。三是堅持實事求是，因案制宜，對癥下藥。今年以來，根據市委、市委政法委的統一部署，我縣先后組織實施了涉法信訪攻堅、涉法信訪案件專項治理等一系列排查處理活動，工作中，本著有理有利有節，積極穩妥地原則，針對不同的涉法問題，積極采取各種有效措施，使一大批多年來沒有解決的涉法信訪問題得以妥善處理。確定了由縣委副書記李百選任組長，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邵明水、政法委副書記任和辰及公檢法“三長”任副組長，各單位專抓副職為成員，政法委副書記任和辰兼任辦公室主任的領導組，為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轉變觀念，實以人文關懷。基于這一認識，在工作中我們注重做好“三聯”。針對涉訴工作的實際情況，我們創新思路、完善制度，落實信訪長效機制。據統計，今年以來，我們依法三是加強案件評查。一、主要做法層層重視，切實加強領導。9月29日，縣公安局針對王萬萬上訪一案召開聽證會，就王萬萬提出的縣公安局存有兩份鑒定書和辦案不公及徇私舞弊等問題進行對證，王萬萬對自己提出的問題舉不出任何證據。縣法院在處理周丁山涉法上訪一案中院長張永平高度重視，先后五次約見當事人，當面進行解釋說服，又安排紀檢書記侯小旺驅車5小時上門做善后處理工作，周丁山感激萬千，主動向縣法院送來了感謝信，并表示再不上訪。三是加強對外聯系，爭取多方配合。各單位以案示教，進一步加強執法監督，暢通信訪工作工作渠道，完善處理涉法上訪案件的工作制度，從而從源頭上減少了涉法上訪案件。自 月 日開始，我們對公檢法三家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案件評查，從這次的評查情況來看，二、幾點體會一是要進一步統一思想，深化認識。一是加強錯案責任追究，《錯案責任追究辦法（試行）》雖然出臺了，但還有待于在實踐中進一步落實并不斷健全和完善。一方面，幾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的救濟途徑：公民對其不服的行政行為可以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中解決，犯罪行為可以在由國家或者自訴人啟動的刑事訴訟中解決，民事糾紛可以在民事訴訟中解決，也就是說，從理論上講，依照憲法以及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訴訟法等法律行使國家審判權的人民法院本可以成為幾乎所有涉法案件的終局裁判者，即司法權為終局權。從客觀上講，被害人始終沒有要求放棄刑事訴訟，因此，該案中的刑事案件在法律上并未得到處理，但在信訪機制內，該案就這樣結了。但是，我們在前述這個申訴渠道（即本來能夠產生終局結論的法律程序）之外，再設定一個抵觸或者部分抵觸該法律程序的信訪機制，這確實是一個不易解決的矛盾。造成這一絕對驚人的比例本身就有違反《法官法》之嫌——誰對造成這一絕對驚人的比例負責呢？再讓這樣的法院完全依法辦案，理論上講是不太可能的！等等。客觀現實是，信訪部門接待了大量的涉法信訪案件，徹底處理了其中一部分，但涉法信訪案件卻與日俱增，這反映了涉法信訪案件處理權與原有依法設定的處理權之間，已經出現了互為消蝕的傾向。另一方面，我們“將問題解決在基層”的指導思想，又往往使我們將很多公民或者單位在基層解決不了的案件仍然批回基層就算了事，不再做督促、檢查和落實。基層工作對“上”有依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