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司法制度匯編(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際上難以運用。因為如果證人不同意作證，辯護人就收集不到證據，尤其是對于被害人，還要經檢察院、法院許可后才能詢問。在起訴階段，辯方只能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只能在案件的審理階段才能復制、摘抄全案材料。對于法官來說，由于審前檢方只復印件移送主要證據，因此，檢察官要對證據進行挑選，只選用那些對支持指控有用的證據，這樣法官對案件全面接觸變成較為片面的接觸。在法庭審理階段，檢察官攜帶全部案卷材料出庭支持公訴。檢察官通過宣讀證人證言筆錄、被害人陳述筆錄等案卷筆錄的方式來出示證據。即便證人提供了多份不一致的證言筆錄，被告人作出了自相矛盾的供述筆錄，并當庭推翻了原來所做的供述筆錄，檢察官也照樣宣讀案卷中所載明的詢問（訊問）筆錄，甚至用這種證據筆錄來否定證人的當庭證言以及被告人的當庭陳述。在法官不了解全部案卷材料的情況下，檢方占盡信息方面的全部優勢，對于法庭調查的順序、方式和證據內容，擁有絕對的控制力。這種控辯雙方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控辯雙方力量不平衡，使辯護方和法官都無法對庭審進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對抗制的法庭審理雖然名義上擴大了控辯雙方對法庭審理過程的控制權，發揮了他們在法庭審理中的作用，但是由于辯方能力的局限，尤其是在大量案件沒有辯護人、辯護人水平參差不齊和指定辯護人辯護走過場的情況下，削弱了法官庭前閱卷了解案情和依職權主動調查證據的權力后，實際上削弱了對檢方力量的制約和平衡，庭審變成了檢察官通過偵查案卷主導整個法庭調查程序的模式，對抗制庭審方式發現真實的功能無法實現。　　由于對抗制庭審方式的功能無法實現，法官如果在庭后不對案卷進行審查判斷，不把在法庭上對控辯雙方質證、辯論與開庭之前對“主要證據”的查閱以及在開庭之后對全套案卷筆錄的審查結合起來，是不敢對案件事實作出貿然的認定的。法官在開庭審理后必須要對全部案件材料仔細閱讀研究，不可能依靠簡單、草率的庭審對案件作出結論。在仔細閱讀全部案卷材料后，法官如果對某些證據有疑問，或者認為事實沒有完全查清，就啟動調查程序，對案卷材料進行補充、核實。這樣，本來可以在庭審中一次性調查清楚的事實卻要在開庭后再進行，一方面，這種審判方式造成案件證據的重復調查。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庭審中明確案件爭議點，造成庭審的拖沓。嚴重地影響了審判效率。有數據表明，刑事案件的當庭宣判率不到10%，被告人認罪程序的當庭宣判率也不足5%.　　案件分流渠道單一世界各國均根據案件的不同特點，實行案件的分流。統計資料表明，按簡易程序審判的刑事案件，占英國全部刑事案件的97%.美國刑事訴訟中80%～90%的案件采用辯訴交易的方式解決。在日本，按照簡易程序審理的刑事案件占案件總數的94%.我國也設置了簡易程序和被告人認罪案件審理程序（下稱簡化審程序），對刑事案件進行分流，但是從審判實踐來看，兩套程序尤其是簡易程序的適用率不高。據統計，適用簡易程序和簡化審程序的案件不超過全部審結的各類刑事案件總數的25%，比起世界各國，案件分流機制還不夠完善、發達。此外，兩套程序當庭宣判率也低，案件的當庭宣判率還不到10%.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簡易程序和簡化審程序的適用范圍還受到種種限制。但是我國的審判方式也是造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原因。依照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人民檢察院沒有建議適用簡易程序的公訴案件，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應當征求人民檢察院與被告人、辯護人的意見。人民檢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證據材料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實踐中的情況卻是，人民法院在庭前審查過程中，發現案件符合簡易程序適用條件，一般不建議適用簡易程序。原因是庭審功能的萎縮，導致簡易程序相對普通程序而言只是庭審環節的簡化和庭審時間的節約，而庭前、庭后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環節上與一般普通程序基本相同，所耗費的時間、精力也相差不大。因此，法院再要求檢察院移送案卷已經沒有太多實際意義，不如直接適用普通程序經濟。司法實踐中，適用簡易程序和簡化審程序處理的絕大部分案件的啟動均為人民檢察院提起，在某些地區，適用簡易程序和簡化審程序處理的所有案件均為人民檢察院建議適用。同樣的，庭審功能的虛置導致當庭宣判率不高，制約了審判效率的提高。陪審制度，作為一項被人們經過長期的實踐積累又逐步被人們接受的司法制度，體現著司法民主的核心原則和基本理論。目前已成為世界各國的一項重要的司法民主制度。我國的陪審制度，目前稱之為人民陪審員制度，在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逐漸發展到從有到無再發展的過程后，盡管在實踐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暴露出許多問題，有必要在立法中予以完善。（四）陪審員制度　　歷史悠久的中華法系，有濃厚的專制集權意識而缺乏民主意識，因而陪審制度在我國沒有悠久的歷史。現在的陪審制度純屬舶來品，移植于國外的陪審制度。　　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中有關于陪審團制度的規定，但該法未執行。1929年，武漢國民政府采取了這一制度，公布了《反革命案件陪審暫行法》，對反革命案件實行陪審團制度， 目的在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　　在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政權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人民陪審員制度。該制度逐步發展成為審判工作民主化的重要標志，并作為吸收人民群眾參加國家管理、監督司法工作的重要組織形式和人民司法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原則。　　建國后，我國法律曾把陪審制度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在法律中確認。1954年憲法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依照法律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文革中遭到破壞。以后陪審制度在法律上逐步得以恢復。1979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九條規定一審案件實行陪審的原則　1983年六屆人大二次會議對人民法院組織法進行了修改，刪去了第九條，同時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由法官組成合議庭或者由法官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 ，但1982年憲法未作規定。刑事、民事、行政三部訴訟法作了具體規定，并一直沿用至今。　　新中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基本上是移植前蘇聯陪審制度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從根源上講，也受了大陸法系國家陪審制度的影響。經過多年的實踐，陪審制度盡管在許多方面還有待改進，但它畢竟已經逐步在我國的土壤中扎下根。　　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缺乏相應的立法。人民陪審員制度盡管稱為一項制度，實際并沒有制度化。我國憲法中沒有相應的陪審員制度的條款，專門規定陪審制度的法律也沒有，由此造成人們對陪審制度認識的匱乏，審判機關在具體的操作上基本屬于無法可依的狀態，通行的做法和慣例替代了法律，很多實際問題無法得到法律的支持，造成了人民陪審員制度立法過程一系列的影響。　　陪審案件的范圍過于狹窄。依照現行的規定，陪審員參加案件審理只限于一審案件中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也即不論是基層、中級、高級、最高法院，凡是一審組庭的案件陪審員均有資格參加。案件的當事人無權選擇陪審員參與審理案件，決定權在法院。　　陪審員的選任問題。首先選任的機制混亂。通行的做法是單位推薦，法院審批，人大任免；如果推薦的是單位的骨干，與工作發生沖突，如果推薦的是可有可無的人員，對陪審制度是一種褻瀆。另外還有臨時邀請的陪審員。其次，選任的資格過于廣泛。按照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陪審員是年滿23周歲的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公民。陪審制度雖然體現出人民性的特點，但不是簡單的劃一個圈，圈里的人可以做，圈外的人就不可以任。它應當綜合考慮年齡、智力、健康、職業等多種因素。最后，陪審員任期過長，而且可以連選連任，長期做法院的陪審員，違背陪審制度的初衷。　　陪審員不能按法院的要求及時參加陪審。法院通知陪審員參加陪審，陪審員以種種理由搪塞，造成審判工作被動。出現這種情況有如下幾種原因：A、陪審員有本職工作無法脫身。目前擔任人民陪審員的條件，通行的做法是23周歲以上55周歲以下的人員，這部分人年富力強，在本職工作上正是出成績的時候，基本是單位的業務骨干，參加陪審與本職工作發生沖突，放棄本職而到法院頻繁的參加陪審，分身乏術。例如醫生來陪審，顯然無法“一身二職”。B、陪審員單位領導不理解。有個別的單位領導，出于對本職工作的責任感，對本單位的人民陪審員參加陪審，認為是影響本職工作；有的干脆認為是不務正業，對陪審員參加陪審加以阻攔、限制。C、陪審員參與意識不強。陪審員對陪審制度的意義作用了解不夠，在思想上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有的視來法院參加陪審為額外負擔；有的參不參加無所謂；有的在陪審初期，對審判工作不熟悉，參與對他們還有一絲的神秘感，他們有了解的渴望。經過陪審后，對審判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法院神圣而神秘的庭審面紗被逐漸剝下后，參與的沖動消失了。自覺的參與意識演變成被迫、不情愿甚至是抵觸的情緒。還有部分陪審員抱怨其在審判中根本不受重視，沒法發揮作用，白白浪費很多時間，而且誤工補助也不到位，好象是法院的廉價勞動力，造成陪審缺少積極性。　　對陪審員陪審案件數量有待于正確的定位。法院的審判力量有限，案件上升迅猛，客觀上在審判中需要一定數量的陪審員。目前基層法院陪審員的數量以幾十人居多，造成一名陪審員參與審理案件的數量非常驚人，有的甚至超過了法官審理案件的數量，被人們形象的稱為“陪審專業戶”。這種狀況有悖設立陪審制度的初衷。　　庭審中的問題。庭審是法院樹立法院、法官形象、對當事人進行法制宣傳的重要場所。由法官組成合議庭，統一著裝，開庭顯得十分的莊嚴肅穆，庭審的過程與功能發揮得比較好。有陪審員參加后，陪審員來自社會各界，一般著便裝，庭審中與法官的衣著顯得不協調，對庭審的功能有所削弱：由于陪審員法律知識欠缺、責任意識不強、法官對陪審員的認識等原因，有的陪審員沒能充分履行自己的職責，只參加庭審、合議，不參加諸如閱卷、調查、庭前準備、判決等其他的環節；在庭審中把自己擺在陪襯的地位，不溶入庭審，庭審就是法官一個人表演的舞臺；在發表意見時隨聲附和，對法官的意見言聽計從，沒有自己的見解，使庭審只是為了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規定，不在程序上被挑出毛病。庭審流于形式、走過場。　　對陪審員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無法追究責任。權力應受到制約。法官出現錯案、接受當事人的宴請等均應無一例外的依法受到追究。可以想見，一個受職業道德、職業紀律約束的職業法官尚可能禁不住外界的各種誘惑而違法違紀，一個沒有任何約束的陪審員更可能出現違法違紀等行為。而對陪審員的監督、追究無法可依，且如何追究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陪審員的補助問題。陪審員在執行職務期間，由原工作單位照付工資；沒有工資收入的，由人民法院給以適當的補助。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陪審員所屬單位應大力支持陪審員工作，強調陪審員應該加強為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做貢獻的意識，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補助問題顯得十分突出。法院在經費十分緊張的情況下，陪審員參加陪審，交通問題只能由陪審員自己解決，補助的標準也很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陪審員的積極性。　　上述問題的存在，很容易導致人民陪審員制度名存實亡，或者造成審判實踐中運用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混亂。陪審員不應該成為解決法院人力不足的手段。法官制度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工作中心轉移至經濟建設的同時，強調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恢復了人民法院獨立審判的原則，并認識到用管理黨政干部的單一模式管理審判人員越來越不適應。黨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了加快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決定。最高人民法院與若干地方法院在審判人員的管理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與探索。如：法院的法官實行公開招考、擇優錄取，法官晉升通過考試與考核相結合，成立全國法院干部業余法律大學和中國高級法官培訓中心，對審判人員進行教育培訓，提高審判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　　1983年《法院組織法》對法官任職提出“法律專業知識”要求，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頒布，規定法官任職必須具有高等學校專科以上學歷。同年，開始實行初任審判員、助理審判人員全國統一考試制度。《法官法》的頒布，標志著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官遴選制度逐步確立。　　為進一步提高法官素質，適應新形勢下人民法官審判工作的需要，2001年6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進行了修改，將法官的任職資格提高到高等院校本科學歷，并須具備一定工作年限。為配合《法官法》的實施，同年10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聯合頒布了《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并于2001年3月30日—31日舉行了首次國家司法考試，我國法官遴選制度日臻完善。中國法官遴選制度的特點　　（一）從司法官與行政官混一走向司法官與行政官分設　　中國古代，司法官與行政官不分，行政長官同時兼理司法。皇帝既是最高的行政長官，同時對案件又擁有最高的裁判權。雖說是在中央一級設置了審判官職，但其除了審理案件外，還要協助皇帝處理大量行政事務。在地方，行政官兼理司法的現象一直延續到清代。清末官制改革中，在中央建立了法部，掌管全國司法行政，不再兼理審判；改大理寺為大理院，作為最高審判機關；同時在地方設立各級審判廳，專司審判。司法官與行政官趨向分設。民國初年的《臨時約法》進一步確認“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社會主義時期，建立了從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