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人的管理行為(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問個吉兇禍福。畢竟趨利避害、趨吉避兇，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國一度有不少人專以替人預測兇吉、指點迷途為業，也就是所謂的“相面算命”，深為國人所篤信。而中華原典《周易》，某種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預測吉兇禍福的書。如果將這些一概斥之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難說得通。 如何預測未來以趨吉避兇，有賴于感應。中國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兇并不是準確的對應關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兇；而害亦如此。與其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來兇禍，不如承受小害以期大吉，這就是“吃虧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兇必有征兆，要用誠心來感應，所以《中庸》說：“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誠如神。” 感應的具體表現，叫做“知細”，就是指要能體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從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測事物未來的發展趨勢。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細”的體現。孔子說,能辨析事理于細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權貴，下不慢瀆貧賤，不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牽累，可算是知細了。“細”指微渺難見的動機，吉兇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惡之間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細微、當機立斷，決不拖延。 “知細”才能夠“見細”，于是才會有“先見之明”，于是對于一切問題，都能夠輕松愉快地應付裕如。 對于管理者來說，如果不能知細，難免會使決策居于盲目，這樣勢必導致輕舉妄動，使管理行為失效，甚至招來災禍。管理者能夠知細，事先看出預伏的危險，便能夠及時防微杜漸，使許多小問題化解掉，就不會形成大問題。老子說：“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都是希望我們知細、見細并及早思患預防，以趨吉避兇，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居安思危”。這也就是說對管理者而言，對任何問題，當其微小時，即予以有效處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態度。 經世致用的務實精神 中國人務實，這是不爭的事實，一部分中國人乃是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中國古代技術領先而科學落后，就是“實用主義”的后果之一。中國從來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幾個能在理論上有高深造詣的？中國人注重能夠直接給生活帶來好處的技術領域的探索和革新，卻從來沒有建成過一套完整的科學知識體系，不無遺憾。中國人誠然很聰明勤奮，而且也善于學習。但傳統的中國人學習的目的，乃是為了求取功名，將來好謀得一官半職、光宗耀祖。無論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養性”也罷，看似注重的是個人修為，而它們的落腳點，最終都在“治國平天下”上面。可見中國人的行為大都有其明確的動機，這純是因國人的“務實”精神所致。 此外，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具有現實主義特性。中國的土地上沒有產生具有世界影響的宗教，僅有的一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其理論中也夾雜了許多世俗化的東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樣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是對人生采取了一種更為超然放達的態度。即使是超凡脫俗的佛教，一來到中國，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產生于中國的所謂“凈土宗”，就背離了“艱忍苦修”的佛教傳統，使之具有了“中國特色”。 即使這樣，許多中國人對宗教也都是漠不關心的。中國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興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此他們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質主義的，他們熱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樂而無暇他顧。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國人，是不會輕易信奉鬼神的。因為《論語》中說:“子不語：‘怪，力，亂，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遠之，那還有多少人會對虛無飄渺的神靈頂禮膜拜呢？其實對中國人來說，宗教不過是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時髦而已。不像當代信奉某種宗教的人，一生下來就必須信仰某種宗教，就要成為教徒，絲毫不能有個人選擇。 通權變達 中國人做事，從來不固執一理、毫無變通，但中國人也向來看不慣那些圓滑機巧、見風使舵的人。中國人的行為講求實用，在某種程度上很好地貫徹了“實用主義”。這種求真務實、經世致用的心態和理念得以使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然而，中國的文化傳統也向來不提倡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我們的祖先并不諱言“君子愛財”，但是在這個前提下，還必須“取之有道”。由此可見，這里所提倡的，就是一種通達權變的務實精神。 中國人誠然有傳統、務實、固執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禮教很少變通,但是同樣也很強調“權變”的重要性。孟子就十分推崇“權變”精神，而反對偏執迂腐、頭腦僵化的做法。他舉了如下的例子：中國雖然講究“男女授受不親”，但是也有“嫂溺叔援，權也”的說法。意思是，在通常情況下，和自己的嫂子進行身體接觸是不合禮儀倫常的,但是如果在嫂嫂落水、即將溺斃的緊急情況下，就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親”的教條，而應果斷地施以援手。這可以認為是中國最原始的“權變”觀念。 中國人把這一套權變的理念歸納為四個字，即“執經達權”。這里的“經”指的是慣常的原則和制度，而“權”自然就是權變。中國人的務實精神，一切都體現在這四字之中。要求我們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靈活機變，既不能事事都遵循一理,不敢稍加變達，也不能遇事毫無章法,甚至進行無原則的妥協。 樂天知命 2003年春天，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風暴肆虐祖國大江南北，給民眾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不過從這場危機中中國人普遍反映出的心態來看，多少也能看出傳統文化對中國人的影響。很多中國人在這場風波中并沒有顯得驚惶失措、人人自危，他們的心態倒是顯得很樂觀，并不認為非典能對自己有什么威脅。隨便找個網上論壇看看上面的言論，你會發現非典時期的典型論調，正是“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些人對這種心態大加貶斥，認為是一種消極蒙昧的“僥幸心理”。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也未嘗不是一種豁達開通的樂觀主義精神。 多數中國人好像都很信命，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天意的安排。這樣一來，似乎很多人的主觀努力，在天命面前，都是徒勞的。人們只要心安理得地服從命運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行為符合倫理道義，上天就一定會善待你。這樣的天命觀，多少有些消極無為，常被人指責為是典型的“逆來順受”，卻符合多數中國人的心態。一些中國人遭到了打擊以后，總喜歡首先把責任推到“天”的頭上，先“怨天”,再“尤人”。中國人對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人的富貴、榮辱，乃至生死，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還要爭什么呢？ 所以在一些中國人看來,樂天知命、順乎自然之道，是他們人生態度的基本出發點，同時也是他們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理想與現實、生存與死亡等一系列現實現象和現實關系的基本準則。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人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只是自然運動過程中的一個有機環節。人的一切活動，當然最好要遵從天命。 中國古人的“天命觀”相當濃厚，認為天命不可違抗。每當事情遇到挫折，總是無可奈何地嘆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諸葛亮六出祁山的時候，在上方谷用火攻計困住司馬懿的大軍。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卻不料天降一場大雨，頓時澆滅了進取中原、復興漢室的希望。這個時候，孔明只得老淚縱橫，仰天長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話說當年楚霸王自刎烏江的時候，也是長嘆一聲：“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可見古人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成功了，自然那是老天保佑；如果不幸失敗了呢，還是要怪罪到老天頭上，反正沒自己什么事,讓人覺得“皇天不佑”是事情沒成功的好借口。即使到現在，有些中國人遇到什么不順的事，往往也會大呼:“天哪”。就跟西方人常掛在口頭的“My God”似的。可是，就是老天再對不住你，你又能怎么樣呢？還能把天捅個窟窿不成？要是真的觸動了老天，那可不是好玩的。傳說中倒是有一位神話人物共工，一氣之下怒觸不周山，導致天傾地陷，結果引來了曠世浩劫，這就是人與天作對的結果。 但如果人們過于遵從天命,或者認為,反正一切都會有上天安排,自己的一切抗爭都無濟于事,從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命運的擺布的話,無疑是一種十分消極的態度。而傳統的中國人中,持這種心態者大有人在。他們面對社會的不平或制度的黑暗,很少主動站起來要求改變(只有當忍無可忍的時候,才會爆發農民起義,這是特例,也是極端)。只要不直接威脅生命,一切都可以忍受并屈從,并且把希望寄托在來世。中國的老百姓當慣了“順民”或“良民”,他們能做的,只能是祈禱上天能給他們帶來一兩個青天大老爺。就像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那樣的。或者期盼上天能降生一個好皇帝,能勤勉政務、體恤萬民。或者又期望能出現豪俠義士主持公道,劫富濟貧、除暴安良。總之,他們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總希望能發現什么“救世主”,幫助他們脫離苦海。中國的老百姓,最頂禮膜拜的,不是法力無邊的如來佛祖,不是至高無上的玉皇大帝,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南海觀世音菩薩,可見他們的精神寄托何在第二部分 中國人的性格和氣質中國人的社會化性格是普遍的，“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就是這種性格的真實寫照。長期以來，大多數中國人總是以社會的眼光來評價自己，即以別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因而，多數中國人總是盡量讓自己的行為能讓別人瞧得起，而不顧這么做自己是否舒坦。這樣一來，好像大多數中國人在世上并不是為自己活著，而是在為旁人活著，是活給外人看的。如果自己的孩子有了出息，無疑能光耀門楣，倍兒有面子。所以說，很多中國人往往活得很累，即要求名又要得利，真的是難為國人了。第6節 社會化性格社會化性格又稱為社會取向性格，是指個人心理上表現出來的一種依循于社會和他人的態度而做出反應的性格。例如有些人過于看重社會或者旁人對自己的看法，一言一行都盡量合乎社會的標準、遵循社會的規范。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往往沒有獨立的自我價值判斷，個人的道德觀建立在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基礎上。傳統的中國社會就是一個這樣的典型。直到今天，對中國人來說，社會的觀念仍然嚴重影響著個人的觀念，個人的思想、看法和見解總是努力和社會相一致，個人的行為總是盡力在社會所能理解和允許的范圍之內。這就是中國人的個性中所反映出來的典型的社會性。 中國人的社會化性格是普遍的，“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就是這種性格的真實寫照。長期以來，大多數中國人總是以社會的眼光來評價自己，即以別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因而，多數中國人總是盡量讓自己的行為能讓別人瞧得起，而不顧這么做自己是否舒坦。這樣一來，好像大多數中國人在世上并不是為自己活著，而是在為旁人活著，是活給外人看的。如果自己的孩子有了出息，無疑能光耀門楣，倍兒有面子。所以說，很多中國人往往活得很累，即要求名又要得利，真的是難為國人了。 就另一個方面而言，中國人在思想觀念上，也會不斷進行調整，極力使自己的觀念能和社會保持一致。這樣一來，我們發現中國的社會實際上成了一個秩序良好、穩固有序的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觀點都是一樣的，很少有離經叛道的異端。人們不僅尋求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保持立場一致，就連一些尋常的生活細節，諸如對善良、真誠、好人壞人乃至性取向的評判，幾乎都如出一轍。這種狀況無疑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具體來說，中國人的社會化性格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多數中國人總是努力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的要求，盡量不使自己的言行和多數人相悖，避免同整個社會相對立；另一方面，多數中國人總是在與社會的比較中獲得自己的觀念和標準，也就是以社會中其他人的觀念和標準去約束、限制和評價一個人。正因為多數中國人具有明顯的社會化性格，使得原本不想順應社會的人，其行為也不得不適應于社會，于是社會化性格也在這種過程中形成并深化了。一般來說，對于違反傳統、破壞規矩的人，我們視之為大逆不道并努力排斥他；對于自信心不強、患得患失的人，我們視之為自卑；對于自信心太強、剛愎自用的人，我們視之為自負，一概加以貶低。正因為這些態度幾乎成了一種準則或規范，人們的行為也逐漸順應于社會的度的范圍了。 客觀地說，中國人的社會化性格對于道德規范的遵守和倫理秩序的維持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但在現在社會，它不可避免地也帶來了諸多弊端。例如，“槍打出頭鳥”,“人怕出名豬怕壯”等一類的民族心理就在相當程度上約束了人的上進心和進取力。正是中國人的社會化性格，造就了部分人隱忍、退避、克制、保守、穩重、中庸等一系列性格特點。可以說中國人的很多性格特質都是因其社會化性格而形成的，在隨后的章節中，會有更進一步的闡述。 如果深究起來，我們還會發現，中國人的社會化性格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庸之道是要求人們不要走極端。這種“不走極端”的觀點實際上就是要求人們的行為與社會的看法一致,即不超出社會所認可和允許的范圍。過分的有決心和沒決心,過分的堅持和不堅持,過分的反抗和不反抗,過分的細分和不細分,過分的有耐心和沒耐心,過分的容忍和不容忍……等等,都不能為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當然也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原則,因而總是遭到社會的反對和排斥,人們的行為也就被約束在社會所認可的過分的有決心和過分的沒決心之間,過分的細分和過分的不細心之間,過分的容忍和過分的不容忍之間……等等,即凡事不過分,不走到兩個極端去。 一方面，中庸的思想使人們更加謹慎行事,盡量不過度,盡量在社會認可的度的范圍之內,這就使中國人的社會化性格更加顯著,人們更加在乎周圍人的看法,更加順從于其他人的觀點而行事。另一方面,中國人的社會化性格也使中庸的思想得以更好地傳播和繼承。根據別人的看法,別人所認可的范圍來實施自己的行為,盡量不要違逆眾人的意見,不過分行事,凡事不過分的信條使得人們加深了對于中庸思想的理解和維護,中庸思想由此才得以更加迅速、廣泛、久遠地傳播。第7節 從眾心態由于多數中國人行事往往過分地穩重和保守，從來不愿走極端，因此往往表現為跟風、隨大流的行為，這在心理學上，稱之為“從眾心態”。中國人大多愛看熱鬧、愛趕時髦；在一些是非判斷上，往往也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如果有人從海里撈出一箱金子,馬上會有一幫人成群結隊地跳下去。哪怕馬路上有個人蹲下系鞋帶,頃刻間也會在周圍聚攏一堆人,這都是從眾心理的典型表現。 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自己一個人的判斷可能會是錯誤的，但大多數人的判斷就不可能有錯誤。要不然我們為什么還一直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呢？所以正因為如此，大多數人前進的道路或選擇的方向必定是正確無疑，跟著大部隊前進是不會有錯的；再說人多勢眾，自然也會更安全一些，所以人們通常會義無反顧地跟著大多數人的步伐前進。 再退一萬步來說，即使真理確實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真的錯了，那又能怎么樣呢。中國有“不犯眾怒”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