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窮人的經濟學(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從1979年到1994年繼續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從農業部門又抽取了15000億元人民幣。當然改革開放后我說了，最主要還不是通過“工農業剪刀差”，最主要的是兩條路徑，或者說兩根輸血管。一種輸血管是什么？叫廉價的勞動力。我也提供一個數據，就是說最近的25年間，農業部門或者說農村、農民，、年齡處于16歲到46歲之間的青壯年，廉價勞動力，世界上最低廉的勞動力。城市沒有管他們的教育，沒有管他們的醫療，沒有管他們的養老，什么都沒管。然后他們一旦46歲，就越過了某一個階段，自然就把他們又淘汰回農村了。也就是說最黃金的年齡段被城市給榨取了，被利用了，然后等到你沒用了，就一腳把你踢回農村。就是通過這個，從農業、從農民身上抽取了多少資本呢？大概是從農民身上抽取了9萬億，這是一條輸血管。還有一條輸血管，圈地運動。就是近幾年房地產開發熱和開發區熱，從農民那里低價征收土地，然后高價賣給開發商。農業部和國土資源有一個統計，說通過圈地運動，從農民身上抽取了多少資金呢？5萬億人民幣。大家想一想，就是這么大規模地對農民這種剝奪也好，或者說從農業部門抽取資金也好，農民能不窮嗎？我再講一個數據，中國GDP的份額當中，農業部門目前是不足15％，我都是講大數，但是縣以下人口有多少呢？有7個億，就是說這個7億人是靠GDP中的15％在生活。而這個城市里頭的6個多億的人，是占了中國GDP的85％。所以農村與城市的差別大家可想而知應該有多大。所以說中國的農民之所以窮，是有制度性的背景的，不是因為他們懶惰。這是我跟大家交流的第二點。就是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你就要知道窮人為什么窮。我國社會貧富分化的現狀我跟大家交流的第三點，我就是講一下中國“豐裕社會”中的貧困以及治理問題。就中國社會已經在2001年的時候已經整體進入了小康。當然現在是建設全面小康，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了。但是中國還是有窮人的，中國有多少窮人呢，國家統計局的說法是有2900萬貧困人口，但是它的標準是每天兩元人民幣。但是世界銀行也有一個標準是多少呢，是每天消費一個美金。如果按照這個標準衡量。所以我把這種貧困就借用了一個說法，叫做“豐裕社會”中的貧困。“豐裕社會”，是美國的一個著名經濟學家叫加爾布雷思寫了一本書叫《豐裕社會》，他說什么樣的社會叫“豐裕社會”呢？當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口，已經越過了基本需求階段，基本需求已經滿足了，然后呢，進入了一個商家通過媒體和廣告來創造需求的時代，那么這個社會就叫做“豐裕社會”。我們今天生活在城市，我們感覺我們生活的社會是一個“豐裕社會”。所以我說中國社會的貧困，是“豐裕社會”中的貧困。那么豐裕的社會中的貧困，它有一個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也就是因為社會總體富足了，貧困是少數人的事，所以在這個時候少數人貧困的那種狀況，可能會與這個社會上富裕人群的生活狀況形式一個強烈的反差。我剛才給大家放的那些畫面，它只講了窮人的生活狀況，它沒有講西安的那個叫什么宴38萬一桌，沒有講一個演員在那里搞烤肉串秀，一串賣了1萬8沒有講這些事情。但是中國的貧富分化，的的確確是到了,應該說是已經是接近了一個非常嚴重的程度。今年的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2005，它就把世界上120個國家和地區列了一個，就是貧富分化的狀況列了一個表，中國在其中排在第85位。后面的35個國家，基本上都是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國家。有一個名詞叫基尼系數，這個大家可能聽說過，大概的意思就是說，那就是很嚴重了，很嚴重了。 比如說今年剛剛的，那個《胡潤百富排行榜》出來了，排在首位的大老板個人資產是140個億，一個人擁有的資產是140個億是什么概念呢？中國中央政府2004年的扶貧的整個基金才122億，然后140個億我算了一筆賬，正好等于中國2900萬貧困人口的一年的收入。再比如說剛剛還來了一個榜，叫《中國豪宅的排名排行榜》，排在第一的是上海的紫藤花園。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們知道在貧困地區建一個希望小學是20萬，也就是說這個豪宅等于650所希望小學。所以這種貧富分化在今天就顯得格外地觸目驚心。這就是“豐裕社會”中貧困的特點。治理貧困首先要改變對農業的歧視那么接下來就有一個問題，就是“豐裕社會”中的貧困怎么樣來治理的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兩點。第一點，也就是改變對農業部門的歧視性的政策，說得更大一點要改變目前的發展思路。前一個階段中國的發展是采取一種非均衡發展思路，也就是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有條件地區、有條件的人先富起來。那么現在中國社會是總體進入小康。就按照小平同志當年的，1992談話，1992南巡談話中講的，說中國社會，當本世紀末中國社會進入小康以后，就是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貧富差別問題。所以中國社會已經到了需要把一種均衡發展的思路，提到一個更加突出層面的時候。應該說就是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提出科學發展觀也好，和諧社會也好，包括剛剛通過的“十一五規劃”也好，都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而且突出地強調了這個問題。也就是改革的成果，經濟增長的成果，應該為廣大人民所分享。但是我這里就表達一個擔心，也就是說，可能這種弱勢的、貧困的群體，在目前這種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在這種利益博弈的時代，他們怎么樣來表達他們的利益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們在這個利益博弈的政治舞臺上，他們沒有任何的政治影響力，如果這個時候學者和官員能夠代表他們，能表達他們利益那也很好，但是往往在這個政治舞臺上，代表這種弱勢少數邊緣化的學者和官員，最后自己也成了弱勢。經常有一些下崗職工和農民就找到我，說盧教授，你是代表窮人經濟學的，你能不能為我們講點話，解決點問題呢。其實我是什么，一介書生。實際上什么都解決不了。你在一個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這個弱勢群體的利益怎么樣來表達的問題，我相信溫總理提出“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他也有這個意識就是說，你地方政府官員不要只做那種錦上添花的事情，你應該更多更大的精力應該關注弱勢和貧窮的人口。這是我講的第一點，就是治理貧困這一點，實際上就是說要改變這種歧視性的發展思路。貧困的治理，要靠教育的平等那么我講第二點就是說，看來是一個具體問題，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說要貧困的治理，要靠教育的平等，就是教育的平等是最大的平等。舒爾茨講，人力資源投資，就是在這地方主要是體現教育的平等。所以教育，就是人自身的素質，對于一個人最后是貧是富的這種決定性，的的確確是在統計學上是非常明顯的。那么在中國也看得到，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