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音樂(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樂記》在音樂教育方面的另一重要貢獻是：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大同音樂教育思想。“樂者，天地之和也”，認為音樂依“天理”而作，順萬物而興，因此，“樂和”可以統萬物之異，“樂和，故百物皆化”，所以音樂可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達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體現出宇宙萬物的諧和和統一。并再次強調指出：“樂”能使人快樂，是人們為了滿足情感的需要的精神產品。“樂”由聲而發，聲變而情移，不同的聲音可以表達不同的思想感情。人不能沒有音樂。音樂的表現必須具有飽滿的熱情和正確的表現形式，否則，就會發生混亂。音樂能夠使人健康向上，快樂和氣血通暢，卻不能使人放縱。音樂的表現要符合結構與章法的要求，不能陷于呆板，要有對比：曲調的起伏與平直、簡單與復雜、聲音的緊湊與宏大以及各種節奏的變化等等，這些都可以使人意志品質得以提升。這就是先王制禮作樂的最終目的。用這樣的音樂來教育人民，民必和，政必順，異歸同，國必強。所以“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至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這就進一步闡明了《樂記》大同音樂教育思想的基本觀點。（22）第五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音樂教育一、整體教育與音樂教育的關系從教育史的角度看：魏晉南北朝各時期、各朝代都有自己的學校，教學內容與教學思想與漢代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基本上處于時興時廢、時有時無的狀態之中。而文化的傳承不能斷續，教育在私學、世教和宗教領域中又找到自己的出路。從音樂史的角度看：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貢獻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民族民間音樂進入了一個大融合大發展的歷史時期。二是傳統禮樂形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三是清商樂（清樂）的出現。四是佛教音樂的興起。五是民族歌、舞、曲的并行發展。六是外來樂器的引進。七是科學化樂律理論的產生。八是音樂思想的進步。（23）二、音樂教育的交流與傳承民歌與清商樂的交流與傳承。古代音樂的傳承最重要的一個特征是“口傳心授”。民族之間的音樂交流，總是雙向選擇的，你選擇我，我選擇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相互交融的并行關系。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音樂文化在交流的過程中除保留著本土民歌文化的傳統和風格外，還在交流中創造了更多更新的民歌。這一時期的民歌，內容上較前有了極大的豐富；演唱形式也十分多樣，有清唱、幫腔、繼唱、聯唱、合唱等。歌唱形式與歌唱內容的多元化發展，是這一時期民歌發展的一大特色，這是音樂教育交流的結果。由相和歌演變而來的清商樂，成為這一時期音樂教育的主體。清商樂作為民間音樂的泛稱，三國時期就有大量的清商曲辭，并設立了清商署機構，專門管理清商樂。它是一個龐大的音樂傳教和音樂表演機構，音樂教育內容有歌、舞、樂三個方面。可見清商署對清商樂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是顯見的，并一直延續到隋唐。（24）民族器樂與歌舞音樂的交流與傳承。民族器樂的交流與演化，除對文化、審美意識的認同外，還要具備交流的“物質”基礎—樂器。僅從北魏時期的《西涼樂》來看，所用的樂器就有19種之多，這些樂器的出現與使用，大大的改觀了傳統民族器樂作品的演奏形式和音樂表述方式。在以中原文化為代表的音樂家們，在接受外來音樂的同時，沒有忘記先輩的傳統，他們既不原樣照搬，也不呆板模仿，在以中原音樂文化為根的基礎上，從內容到形式，從音樂創作到音樂演奏，從樂隊編配到服飾道具等方面，對外來音樂藝術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造，使來自不同方向、不同地域的“胡樂”自然地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大河之中，并成為我國民族音樂的一個組成部分。音樂教育行為伴隨著對外來音樂的改造的整個過程，發揮了它巨大的作用。中國音樂交流史，應從先秦寫起，甚至更久遠一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音樂文化交流，是中國音樂交流史上的第一個輝煌時期。它廣泛地汲取著來自不同區域、不同民族的營養成分，豐富和發展本土音樂文化，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壯麗業績，為譜寫中國古代音樂史上最光輝的一頁—盛唐音樂文化，做了充分的鋪墊。（25）琴樂的發展與父女音樂家的貢獻。琴樂，是古琴音樂的簡稱，古琴是我國古老的撥弦樂器，亦稱瑤琴、玉琴，現代稱為古琴、七弦琴。從先秦到明清，歷史上不知有多少以彈琴著稱的大音樂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孔子以琴教徒，歌詩相依；司馬相如以琴抒懷，深得文君愛慕；蔡邕撫琴高歌，痛斥人生與社會的不平；嵇康一曲《廣陵散》，成為千古絕唱??。一直到今天，琴樂的發展都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因此，琴樂的發展不僅是藝術門類的獨立發展，它還肩負著極為重要的道德教育和人文修養等方面的歷史使命，后來的琴樂發展與進步，是中國音樂教育史上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父女音樂家的琴樂貢獻。父：蔡邕（132—192）字伯喈，著名的文學家和史學家，尤以善彈古琴聞名遐邇。創作有著名琴曲《蔡氏五弄》，即《游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五首作品。琴學文獻《琴操》。女：蔡琰（177—？）字文姬，一代琴界名師。創作了著名琴曲《胡笳十八拍》。該曲共分十八段，它的音樂流傳至今，它的歌詞也為后人廣 為吟頌。（26）嵇康的音樂審美教育思想。嵇康（223—263）原姓奚，字叔夜。魏宗室的女婿，官拜中散大夫，世稱“稽中散”，“竹林七賢”之一。嵇康酷愛音樂，終生以琴為友，以彈《廣陵散》著稱。嵇康不但擅長彈琴，而且也能作曲，所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傳譜至今，世稱“嵇氏四弄”。嵇康所著《琴賦》，以富麗的辭藻，鋪敘了琴的體制、奏法和功效。嵇康的音樂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聲無哀樂論》中，“聲無哀樂”是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中提出的一個著名的命題。文章是以設問的形式寫成，借“秦客”為客，以“東野”為主（實指本人），在“客”、“主”的反復駁難中提出問題，闡發觀點，并加以理論上的論證。嵇康在“聲無哀樂”的立論之下，鮮明地闡發樂自己的音樂教育主張：（1）提出“越名教”的音樂教育思想。“越名教”，即超越“名教”，反對“名教”。這里所說的名教，指的是以儒家為代表的教育思想。《聲無哀樂論》一方面有力地駁斥了儒家“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的音樂觀，對于統治者推行的形式主義的禮樂教化思想持否定態度；另一方面又提出自己理想中的“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的音樂（27）教育主張；一方面反對儒家虛偽教條的禮教，另一方面又強調自己理想中的禮教的重要性。（2）認為音樂的自然屬性是首要的，音樂的社會屬性是人給予的。他認為音樂教育的作用主要包括社會教化和修心養性兩個方面。在理想社會“衰弊”之后的社會中，音樂不再有移風易俗的作用。音樂是什么？音樂是“和諧”，音樂的主體是“心”，“心和”而“樂和”。音樂本身沒有教化作用，它只有通過“心”、“聲”對映，并感于物后才能使人的行為方式發生變化。音樂是一種自然，音樂只有音（音響）的形式，最美好的音樂是“和心”，音樂只不過是“和心”的自然外化而已，所以，它的作用也是自然的，音樂的本身是沒有社會和階級屬性的。（3）主張揚音樂的自然屬性之長，避功利屬性之短。他認為，音樂教育是為了養其性、導氣神、節其欲、泄幽情，是修心養性、回避現實、超凡脫俗為最終目標的審美教育手段。這就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本質。這一思想的提出，是對傳統禮樂教育思想最有力的抨擊。《聲無哀樂論》可以與《樂記》相媲美，論其歷史成就與學術價值而言，兩者足以形成中國古代音樂思想的兩座理論巨峰，兩種美學流派的杰出代表。（28）第六節 隋唐時期的音樂教育一、音樂教育的歷史背景我國古代音樂教育在隋唐和五代時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尤其是盛唐時期的到來，使中國古代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步入了一個全盛時期，取得了世人矚目的輝煌業績，為中國音樂教育史，也為世界音樂教育史寫下重重的一筆。這一時期在民族民間音樂（民歌、說唱音樂、歌舞、戲曲等）、宮廷燕樂（聲樂、器樂、歌舞、散樂、創作等）、宗教音樂、音樂教育機構的建立、音樂教育的交流、樂器的制作、樂譜的刊行、樂曲形式的改革、音樂理論及音樂思想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遙遙走在了世界各國的前頭。唐都長安已成為音樂中的“維也納”之城，世界文化藝術交流的中心。從教育史的角度看，唐代的教育機構和學制體系達到了空前完備的地步。主要設有：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兩大類以及類型各異的職業教育機構。就整體而言，學校可概分為：經學學校（以研習儒家經典為主的學校）、專科性學校、職業性學校三種基本類型。而職業性學校的學生一邊工作，一邊讀書，一邊演出，體現了職業音樂教育的特點。二、官府中的音樂教育機構。大樂署。大樂署又稱太樂屬，是太常寺下屬的音樂教育、表演機（29）構。它既管雅樂，也管燕樂，機構規模龐大，除一些官員外，“計有文武二舞郎140人，散樂382人，仗內散樂1000人，音聲人10027人”。太樂署的學制、考核制度、獎罰標準、教學內容的難易程度等方面，都有嚴明的規定和健全的制度，這種科學化、體系化、專業化的音樂教育在我國古代音樂教育史上還是十分罕見的。鼓吹署。鼓吹署即管理鼓吹樂的單位，當時的鼓吹樂主要用在儀仗活動與宮廷禮儀活動之中，因此它所管理的內容除鼓吹樂以外還包括由鼓吹相伴的一些禮儀活動，同時也兼管百戲（古代對諸種戲、樂舞的總稱）。“鼓吹署”屬于音樂行政管理機構，也即鹵簿與軍樂的官署。所謂鹵簿，指古代皇氏要員外出時，前呼后擁的儀仗隊（包括吹奏樂隊），人數不等，少者百余人，多者千余人。教坊。一般指管理教習音樂、領導教習人員的機構。就整體而言，教坊的教學管理制度與太樂署沒有多少差別。教坊的教（30）學任務十分繁重，教學內容豐富多彩，有歌、舞、器樂及散樂等。教坊還擔任著各種不同的演出任務，使學生所學的技能及時地付諸實踐。學生來源不等，有農家民女，也有富豪子弟。他們通過學習之后，進行業務考核，根據成績優劣進行等級分配。梨園。是培養、選拔音樂人才的教育機構，主要教學內容是傳習“法學”。唐代的梨園有三個：其中最重要的是內廷梨園，由宮廷直接管理，皇帝親自執教。西京有一個“太常梨園別教院”，以傳習法曲為主，并擔任著一定的演出任務和新作品演奏的任務。洛陽有一個“梨園新院”，以傳習和演奏俗樂為主，兼學其它。小部音聲。是梨園法部特設的一個音樂“少幼班”，是在唐玄宗親自倡導與關照下設立的。目的是為唐樂的穩步發展和統治者的需要，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基礎，并與其它音樂教育機構組成一個較為完整的音樂教育體系。這種專業化、體系化的音樂教育機構可與當今的音樂學院相媲美，即使對于今天的國民音樂教育的發展，仍有很大的啟發和借鑒意義。三、唐玄宗對音樂教育的貢獻。唐玄宗是一位多產的作曲家。代表性的音樂作品有：《霓裳羽衣曲》、《紫云歸》、《小（31）破陳氏》、《春光好》、《秋風高》、《龍池樂》、《夜半樂》、《光圣樂》、《得寶樂》、《凌波仙》等。從貞觀到安史年間，這些作品成為當時音樂教育的基本教材，也是表演活動中最重要的曲目。唐玄宗的不少音樂作品至今還在音樂舞臺上回響。唐玄宗是一位優秀的演奏家。唐玄宗通曉樂理，藝才超人，凡屬樂器，他都可以奏出非常美妙的聲音。他長于演奏羯鼓，水平已達到非常高深的地步。羯鼓是一種古老的打擊樂器，源于西域地區，南北朝時傳入我國，由于唐玄宗對它的青眛，在唐代甚為流行。唐玄宗對樂器的愛好簡直如影隨形，在朝臣奏議軍國大事之際，他身居殿中竟然心不在焉，用手指摸著龍袍內的玉笛孔來尋樂思，這位皇帝真不愧為真正的“樂迷”。唐玄宗是一位高瞻遠矚的音樂教育家。唐玄宗從發展的觀點出發，為更進一步提高樂工、樂伎的音樂素養與技藝，使樂才源源不斷，他在梨園法部專設了一個音樂“少幼班”——小部音聲，它為唐代音樂藝術的穩步發展提供了必備的人才基礎。這種對于兒童進行早期啟蒙性的音樂教育嘗試，在世界音樂教育史上也是少見的。（32）四、白居易的音樂審美教育思想。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現實主義詩人，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他不但是一位有名的大詩人，而且還是一位卓越成就的音樂評論家、樂器演奏家和進步的音樂思想家。內容與形式的關系。音樂作品的內容同詩歌一樣，應成為現實政治的“反光鏡”,內容是本質的、重要的，形式（包括唱奏技術及樂曲的演奏形式）是次要的，為內容而服務的。他認為藝術應該具備真實性，反映真事，抒發真情。他強調“樂德”、“文義”——即內容的決定性作用。這種進步的音樂思想，對于當時流行的脫離具體內容空談“聲音美”的唯美主義唱法及純技術的思想觀點，給予了有力地反駁與糾正。音樂與政治的關系。其基本觀點是：政治的得失決定著音樂的哀樂，音樂的哀樂反映出政治的得失。強調協調神人，和順風格，本不在于音樂自身的更變。欲達音樂教化之目的，不是改換樂器，不是棄古頌今，變易曲調與糾正聲音，重要的是“善其政”才能“和其情”，“和其情”才能“樂其聲”。對待雅樂與今樂的態度。白居易對流于形式的雅樂，是持相反意見的。這對當時空談復古，極力推崇雅樂的落后思潮，給予了有力抵制。他是一位理論上重視古樂而實踐中重視今樂的音樂家，（33）他的思想成為這一時期現實主義進步思想的突出代表。他認識到：雅樂是一個傳統，拋棄傳統社會就會**；雅樂是一種陳設，是統治階級的傳世法寶；雅樂之聲是頌神的，演奏給死人聽而給今人看的；雅樂是莊嚴肅穆的，可以單調呆板，這樣更適合先王制禮作樂的本意。而今樂優美動聽，生動活潑，可以滿足不同階層的審美需要；今樂來自生活，又反映生活，是現實生活的具體寫照；今樂是給活人聽的，是讓活人享樂的，活人聽的音樂就必須有活生生的情感；今樂新鮮、刺激，有生命力，它與人的關系直接，所以人們喜愛。白居易的音樂教育思想。他首先強調的是：教育是立國、治國之本，國家的教育要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禮與樂的關系、作用，禮樂教育的重要意義及禮樂教育的目的與方法等。他反對形式主義的禮樂教育，提出禮樂教育要注重實效，不能背離古訓本意。對外來音樂與民族音樂的融合問題。他主觀上反對外來音樂，尤其是反對那些對于外來音樂（34）不假思索地進行死搬硬套的模仿，風格各異的拼湊，生吞活剝的借鑒。他客觀上對于那些借鑒得好的樂曲也是認可的。白居易對外來音樂與民族音樂的融合的兩點認識，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如果把外來音樂一律視為“夷聲邪亂”，或把唐樂一概說成“華聲和諧”，或者把中外音樂一律視為“不令夷夏相交侵”，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