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單位改革(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簡人員與機構，減輕財政負擔的角度上講，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取得了較大的成效。但在改革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前面畢譯丹同學已經講過了前兩個方面的問題，接下來由我為大家講述另外兩個問題：（三）改革成本分攤困難有學者把事業單位改革視為對計劃經濟 最 核心堡壘的攻堅以說明其難度之大。難度大由各方面的原因造成，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成本巨大以及經費來源問題。事業單位的改革成本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事業單位撤銷、合并后，以前單位遺留的未還債務事業單位未聘人員的安置成本事業單位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對第一類成本可以由改革后新設立的單位分擔解決，第三類成本則主要依賴于各級財政部門及各事業單位主管部門的共同監管，以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最麻煩也是最難解決的是第二類成本，特別是那些轉制為企業的事業單位，安置成本就更為可觀。據財政部財科所 國有資產研究室研究資料顯示，截至2005年12月，（含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事業單位人員2900萬。在這2900萬事業單位職工中，有一部分未安置人員會由處處有保障的 “單位人”變為處處靠自己的“社會人”，他們的離去需要一大筆錢。有專家認為這是政府為了贖回事業編制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如江蘇一家209人的事業單位改制為企業，支付了2000萬元，包括為職工補繳的社會保險、離職人員的補償費用以及用來彌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與社會化養老保險差額的補充養老保險。又比如，按照浙江省現行政策，改變身份的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關系補償款、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預留款等各種費用人均4萬15萬。這樣高的安置成本經濟發達地區是有能力支付的，但許多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支付能力是有限的。來源之一是各級財政。人們普遍認為除中央與省級財政之外，其他財政的財力是非常有限的，因而無法為各地事業單位成本“買單”。實際上我國政府的總支出已占到了GDP的22%，這個比例已經不算小了。但為什么會出現財政無錢支付的現象呢？有研究表明，我國財政仍然在為一些從公平和效率來看都不需要政府干預的活動提供資金，而對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務的支出相對較少，這需要各級財政根據改革的重心調整支付優先順序及重點領域，將財政收入與支出以及政府的政策重點結合起來使用財政資金，并為監督事業單位的運行提供信息基礎。故而，各級財政對事業單位改革的支付以及上級財政對下級財政的專項支持是解決事業單位改革經費的重要途徑，也是保證改革成本不向職工分攤的前提條件。來源之二是社會資本。我國社會資本的存量是很大的，特別是發達地區的社會資本力量雄厚。只要政府引導有序，社會資本的參與會大大緩解地方事業單位改革的成本壓力，尤其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的事業單位改革項目，對本地區的投資者可能沒有吸引力，但對于發達地區的投資者來說，卻可能是“香餑餑”，但這需要各地信息的交流與互換，需要一個中介來連接彼此，這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會組織。故而，公開透明的信息提供是非常必要的。（四）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問題事業單位是我國知識分子集聚的地方。在2900萬的事業單位職工中，教育、醫療衛生行業占了70%，文化、科技研究、農業技術服務等行業也占了很大比重，這些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都是我國的精英。目前，我國事業單位的收入分配制度類似于行政單位，工資制度、工資結構復雜，工資與貢獻并沒有真正掛鉤。雖然近幾年工資標準幾經調整，但仍處于“內行記不住、外行看不懂”的狀況，在這種工資分配制度下，最大的弊端就是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從工資單上看，差別也就是那么幾十、百來塊錢，但實際上的差距因行業和地區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異，其中差距的主要來源就是工資外收入。據研究，從2000年到2002年，政府向事業單位的預算撥款由3620億元增加到6590億元，增長了82%；同期，事業單位創收收入增長了43%，“事業收入”增長了53%，這些收入增量基本上都是用于增加人員和提高工資。在此期間，從業人員增加了23%，平均報酬增加了25%，總的人員支出增長了91%。這種現象在基層事業單位更加明顯。在事業單位職工總收入中，工資外收入（包括靈活的獎金與補助等）幾乎占到總收入的一半。正是由于對職工工資待遇的偏重，我國事業單位的效率反而不受重視。高度集中統一的工資分配模式，削弱了事業單位的分配極限，事業單位自身工資水平、工資總量與社會服務質量、經濟效益脫離，最終形成單位躺在國家身上吃財政“大鍋飯”的局面事業單位的預算收入缺乏監控第四篇：事業單位改革事業單位改革“事業單位”背景：一般來說，在現代社會，典型的公共機構由三部分組成，即公共政策制定和管理部門（主要指行政機構），公共服務機構（主要指事業單位）和公共企業（國有企業）。其中事業單位是指以社會公益為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事業單位給我國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并為政府和企業分擔了巨大的社會負擔。同時，它參與社會事物管理，履行管理和服務職能，宗旨是為社會服務，其上級部門多為政府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政府職能部門，其行為依據有關法律，所做出的決定多具有強制力，其人員工資來源多為財政撥款。我國“事業單位”問題的現狀：一、事業單位職責不清。受制于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目前諸多事業單位中承擔行政管理職能，淪為“二政府”，造成政府職能范圍的混亂，導致宏觀調控乏力，政府機構膨脹。二、事業單位效率低下。在事業單位內部，則是運行機制封閉內向，服務對象單一，缺乏競爭機制，分配中平均主義突出。事業單位的興辦主體由政府“一統天下”，產權單一，資產運行效率低下，財政越位支出嚴重。而真正承擔公共服務的事業單位則主要依靠財政撥款，缺乏競爭約束，普遍冗員繁多，效率低下。三、自我服務傾向嚴重。事業單位長期消耗約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開支。據多項統計研究，這些資源被越來越多地用于三千萬人員自身。國家對現有事業機構大量資金的投入，在相當程度上是用來養人。事業單位的這種自身利益集團化、普遍化和機制化，產生了某些比較嚴重的腐敗問題。如義務教育不到位，公共醫療的亂收費、藥品高額回扣等。總之，職責不清，效率低下，自我服務傾向嚴重的事業單位已經難以適應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需要，嚴重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近年來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行業榜單中，教育系統和醫療衛生系統位居前列。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定損害公共服務的社會形象，弱化以至瓦解公共服務體系，因此迫切需要改革。我國“事業單位”問題的原因：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大多數產品或服務都能滿足大眾需求。但對事業單位所提供的各種公益性服務，如教育、醫療衛生、科技服務等，卻常常會聽到供給不足、價格昂貴、質量低下等抱怨。這種供需之間的巨大矛盾是事業單位問題的最根本原因。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事業單位改革是手段，最根本目的是要發展由這些事業單位所提供的各種公益服務，使其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力。我國“事業單位”問題的對策：我國事業單位的種種弊病急需有效改革。事業單位改革要堅持以人為本，調動廣大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增強自身活力，提高公共服務的有效性，促進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同時減輕財政負擔。改革后的事業單位應該是非政府也非二政府、非企業也非準企業、非營利也非變相營利，最終回歸到它的本位：公共服務。具體來說，有以下對策：一、明確事業單位職責，依據其社會功能重新定位。根據現有事業單位的社會功能，將其劃分為承擔行政職能的、從事公益服務的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三個大類。對于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要“還政于政”，回歸政府機構序列，其人員接受《公務員法》等法律的管理；對主要從事生產經營的事業單位，要“還企于企”，原則上都應轉制為企業，恢復其本來面目，按照企業活動的法律法規管理；對于真正提供公共服務的事業單位，要制定相應的公益性事業單位管理法規，建立新的管理體制。二、深化事業單位人事制度的改革。在人員進口上，實行公開招聘。在人員管理上，推行崗位管理，包括規范崗位設置，實施競聘上崗，完善考核獎懲，實行合同管理。在人員出口上，完善退出機制。三、完善對事業單位的治理結構和管理體制，同時堅持事業單位的獨立性、公益性和社會性。為了更好地滿足人們對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要求，避免公共事業機構利用其壟斷地位為自身和部門謀取不當利益，亟需建立一整套科學的監管體制。第一要保證公共服務機構的獨立性，堅持政事分開，減少政府對公共服務具體業務的干預，給公共服務機構獨立經營的條件和權利。第二要堅持政資分開，在國家財政部設立國有資產監管部門，監督國有公共服務機構的資產運行。第三要強化政府監管，政府部門要對公共服務產品的公益性和社會性負責，切實監督各類公共服務產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切實保證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選擇權和知情權。四、從政府角度提高事業單位的效率。對于事業單位，凡是可以通過采購提供的公共服務，在不影響該項服務穩定供給的前提下，采取政府“花錢買服務”、“養事不養人”的辦法，用市場化的方式組織生產和供應，降低公共服務的單位成本，提高公共服務的效能和水平。五、堅持改革國有事業機構與發展民營事業法人同步推進。我們既要注重改革現存的、大量的和龐大的國有事業機構，改革政府對公共服務事業機構的管理方式，打破公共服務的條塊分割，按照區域覆蓋和就近服務的原則，設定公共服務管理體制；又要大力發展和培育各種適宜民辦的公共服務事業，滿足人們各種個性化的公共服務需要。就是說，要把改革和發展并重，既要注重改革國有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