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維護我鄉農村社會穩定工作調研(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法的組織領導方面，農村基層組織應落實相關的普法教育保障措施，如建立村干部定期學法制度、普法考試制度，落實一個固定的普法教育場所，建立一個固定的法制宣傳欄，每年要有一定的普法經費等，從而推動普法教育活動正常有序開展。加強村規民約的建立完善，從源頭上加強對不穩定因素的控制。加大對農村弱勢群體的救助力度。全面實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應保盡保。深入實施城鄉居民合作醫療，緩解和減輕群眾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提高農村居民健康水平，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深化平安創建工作。推進平安村創建工作，鞏固創建成效，在創造特色、探索經驗上下功夫，努力使每一個地方和單位、每項活動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經驗，營造農民安居樂業的社會治安環境。創建過程中要切實加強以村黨組織為核心的基層組織配套建設，充分發揮村委會、調委會、治保會等組織的作用，加強對黨員群眾的教育管理，真正做到“看好自己的門，管好自己的人，辦好自己的事”。加強司法所建設，強化為農服務的法律援助職能，做好重點人群管理，主要包括做好“歸正”人員、涉毒人員的安臵幫教工作，落實防范控制措施，防止、減少重新違法犯罪；加強流動人口服務與管理中心建設，做到“底子清、臺帳齊、責任明”。開展專項整治行動，嚴厲打擊農村惡勢力，堅持從重從快的的“嚴打”方針，對農村各種黑惡勢力團伙及其成員，進行全面及時的打擊，徹底摧毀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分子及其殘余分子。提高防范水平，特別是要加大科技投入，推廣技防促防范，通過安裝電子監控裝臵等高科技手段，對要害部位和要害部門實行全天候監控，提高專業防范水平。預防和化解各類矛盾糾紛。要完善預警機制，建立健全公共性、突發性、群體性事件的處臵預案，建立健全不穩定因素排摸機制，并使之規范化、制度化，同時堅持集中排查和經常性排查相結合，及時掌握新問題、新矛盾。加強司法信訪聯動中心建設，完善調處網絡，發揮綜合優勢，盡可能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探索建立農村社會穩定評估預警體系。創新解決矛盾的體制改革技術手段，探索建立糾紛雙方自主談判協商制度，由鄉鎮或村為糾紛雙方提供一個平臺，鼓勵農民通過平等協商的辦法解決問題，并使之形成制度章程。總之，我們要努力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工作，為新農村建設貢獻出應有的力量碑院鎮人大主席團 二0一一年六月十日第三篇：關于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工作的調研報告關于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工作的調研報告做好農村社會穩定工作，是為經濟建設創造安定環境，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一、當前造成農村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的主要方面土地問題。在當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問題作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因素有了新的表現形式，這就是“征地補償”。隨著道路建設的發展和工業開發、小城鎮建設的推進，建設性項目征地范圍逐漸擴大，但由于不同期項目的補償政策不統一，就容易引起農民的不滿情緒。征地補償問題牽扯到農民的切身利益，農民在這個問題上是空前團結的，在形式上往往表現為集體上訪或越級上訪，如果處理不妥，將可能會激化為群體性事件。從我鎮信訪形勢來看，反映土地方面問題的占相當一部分。村干部在這個問題上基本上沒有發言權，因為群眾認為他們是政府代表，替政府講話，因此對他們不信任，有發言權的往往是村中真正德高望重的人。我們在處理涉及征地事件時，一定要千萬謹慎。農民法制意識問題。雖然法制建設在農村逐步加強，但受觀念影響，部分農民還不習慣用“法”來解決爭端，而依靠單純的“私力”解決，明明違了法，還不知道自己錯在哪里。農村干部的工作問題。一方面有些鎮村干部工作作風飄浮，群眾觀念淡薄，工作方法簡單，激化了矛盾，造成了干群關系緊張；另一方面由于某些考核制度的不合理，逼得下面要么弄虛作假，要么侵犯農民的利益，把干部直接推向農民的對立面。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加上農村文化的相對缺乏，賭博迷信、賣淫嫖娼等違法犯罪活動在一些農村地區發展蔓延，已成為誘發多種犯罪的社會毒瘤。勞資矛盾問題。我鎮屬于工業經濟發展鎮，相當一部分群眾在當地企業工作，農民與企業主之間因工作、報酬引發的矛盾逐年增多。同時由于目前辦企業的門檻較底，“開關”廠比較多，勞動法律制度執行不徹底，企業職工(農民)的權益不能有效保障，導致了群眾性事件的加劇。外來人員管理問題。近幾年，我鎮的外來人口逐漸增多，由于制度和力量的缺乏，我們明顯感覺到社會穩定工作的壓力，主要包括衛生防疫和計劃生育等。二、引發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經濟上的因素。經濟的發展，拉大了貧富差距，加上外來人員大多從經濟欠發達地區而來，巨大的差異特別是暴富的榜樣激發了人們對財富的欲望，與此同時，人們的致富能力卻顯得不足。這種欲望與能力的不相稱，促使一些人鋌而走險，通過種種不正當手段謀取利益。這就導致不講信用、坑蒙拐騙和偷盜搶劫丑惡現象的增加，引民不穩定因素。政治上的因素。從目前來看，鎮村干部下組入戶少了，針對農民的會議也開得少了，與農民面對面的溝通少了，群眾直接向干部和組織反映情況的機會也少了，農民參與政治的渠道相對變窄了。這就使得農民對政府的了解下降、信任下降，不尋求正規渠道、手段解決問題，造成群訪、圍堵公路等群體性事件的增長。文化上的因素。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對農民的思想也產生了深刻的沖擊和影響。農村社會分化帶來多元化的社會形態，農民的社會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觀念亦面臨分解與重建的過程。但是由于規范的制定遠遠落后于變革的速度，舊的價值觀念喪失對大眾的內在約束力，而隨著外來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傳播，廣大農民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結構將會不斷趨于豐富和多元化，一些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甚至相反的價值觀念也會大量涌現，致使各種觀念相互碰撞與沖突頻發。社會所倡導的價值標準與實際生活中人們所奉行的行為準則在許多方面相背離，使得人們在處理集體與個人、公與私、義與利等重大問題上愈來愈向后者偏移，農村各類關系的調節由道德杠桿為主逐步演變為利益杠桿為主，利己主義思想逐漸抬頭。于是在圍繞宅基地、承包田、農民負擔、計劃生育、投工投勞等利益，產生了干部與群眾、群眾與群眾等諸多矛盾體。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時疏導和化解，就可能激化，導致經濟、民事糾紛上升，不穩定因素增多。組織上的因素。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時期。政治、經濟的改革極大地震撼和沖擊了我國的農村社會結構，各結構要素之間恒定的關系不復存在，分化與整合之間難免會出現失衡與失調現象，從而導致農村社會穩定難以持續維持，大量非穩定因素產生。進入社會轉型期之后，組織結構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經濟組織和民間組織，其結構模式多樣化及異質性特點十分明顯。實際情形是農村政治體制改革仍處于滯后狀態，作為國家基層政權的政府組織，及農村自治組織的村，在農村政治結構中仍未健全和完善，特別農村自治還在試驗階段，不能有效地整合農村新興的各種社會力量，就無法相應提供足夠的參與管道，致使沖突和摩擦不可避免，極易誘發社會不穩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