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馬蒂亞?森發展觀的倫理研究畢業論文-資料下載頁

　　

【正文】 ，發揮經世濟民的作用。在他那里，經濟學并不是冷冰冰的“鐵則”，而是可以有人文關懷的。他認為，恰恰是現代經濟學狹隘地理解了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由“一只看不見的手”主宰的話，致使倫理學的重要性被大大淡化，導致了經濟學自身理論上的缺陷。因此，“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互相脫離造成的”。他呼吁“關注真實的人”。作為最基本的社會評價標準，“森將自由擺在了極端重要的地位上”（《理性與自由》中譯本前言）。（注釋）從福利的角度出發，對于一個合理制度提出的起碼要求是：個人選擇的最大自由，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每個人都能達到最適宜的生活水平。只要注重了人，他相信，“甚至極其貧窮的國家也能夠提高其最貧苦人民的福利”。實際上，將發展視為目的并無意義，經濟發展就其本質而論，在于自由的增進。二、提高幸福感幸福，一直是道德哲學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許多哲學家對此都進行了深邃的思考。其中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是對幸福做過系統而且完整闡述的第一人。在他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說到：“在談過各種德性以及友誼和快樂之后，現在輪到談幸福了，我們認為只有它才是人的目的”。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備馬科倫理學，廖申白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60頁.在這里亞里士多德把幸福上升到了人的終極目標和追求。他認為幸福是就應當算作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種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實現活動，幸福是以自身為目的，同時也是其他一切目的的目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追求幸福和快樂的自然傾向。追求幸福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也是我們人生永恒的話題。經濟的發展也應當是要增強人們的幸福感和快樂。發展是對當前存在問題的改進和完善，是對人的權利的滿足。發展的核心目的是提高人的幸福和快樂。當代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觀片面追求財富的增長，他們認為，人們的收入增加了，則人們的幸福感也就提升了。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這種對幸福的理解不一定必然導致幸福的實現。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經濟的發展確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人類的物質財富也迅速增加，但是人們的幸福感卻沒有得到與之同步的增進，甚至有的地區和國家出現了下滑的趨勢。于是，更多的人意識到我們目前發展的經濟正在逐步蛻變為無助于人們幸福的保持和增加不幸福的經濟、無快樂的經濟。對此，森突破了主流經濟學的局限，提出了能力中心觀，取代了傳統經濟學對幸福的效用觀。他認為個人幸福是他所能做的各種事情即“能力”的函數，一個人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對獲得效用水平是有幫助的，是個人價值的源泉。而個人的其他能力，如識字能力雖和個人的效用沒有直接相關性，但也是衡量人們是否幸福的重要因素。在這里森又引入了“功用”這一概念，把人們應該享有的權力和所能得到的作用作為衡量幸福和快樂的指標，以替代傳統經濟學的“效用”概念。森的經濟發展觀，滲入了倫理關懷，它更多體現的是對人的一種幸福的價值追求，因此，森的發展觀更能促進人幸福感，能夠給人帶來更多的快樂。三、民主發展阿馬蒂亞森深切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民主。“民主究竟是什么？”他在他的長文《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中自己設問，并力圖做出盡可能圓滿的回答。民主作為一種制度，自然是和社會政治生活密切相關的。但是，他指出，“我們不可把民主等同于多數人統治”，當然更不能等同于少數人包打天下，多數人集體失聲的偽“多數統治”。在他看來，“民主有著必須滿足的復雜要求，其中當然包括投票選舉和尊重選舉結果，但同時也應該保障獨立自主和個人自由，尊重法律賦予的權利，容許自由討論，撤消針對新聞傳播和公正評論的政府檢查。如果不同的政治派別不能得到充分的機會以表達各自的立場，或者選民不能享有獲得消息以及考慮競選領袖觀點的自由，選舉即使舉行了，也不免存在重大缺陷。民主是一種需要滿足多種要求的制度，而不僅僅是在隔絕狀態下運作的機械性規定（如多數人統治）”。森認為民主政治的優越性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人民獲得了行使公民權和參政權的保障，它們是作為社會存在的所有個體為尋求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固有權利。第二，在效用上，它能夠促使政府傾聽人民的聲音，注意他們的政治要求。第三，民主的實施，使公民獲得了彼此溝通和互相理解的機會，從而有助于社會形成其價值觀念，確定其不同時期所應優先處理的不同問題。這三個方面分別體現了民主內在性的、工具性的和建設性的價值。這樣的民主，正是不傷天，不害理，不侵犯任何人，卻能使所有人擺脫恐懼，享受安定生活的保證。因此，森堅定地認為，民主具有普世價值，應為人類社會的任何成員所天生享有。1997年夏天，一家日本大報問他：在20世紀發生的大事之中，哪一樁最重要？他后來寫道：“過去的一百年間的確不乏重大事件。但是比較之下，在20世紀出現的種種偉大成就中，我還是毫無困難地選擇了最了不起的一樁：民主的興起。這并不意味著我想否認其他事情的重要性。不過，我堅持認為，在遙遠的未來，當人們返觀這一世紀都發生了什么事情的時候，他們定會發現，不把頭把交椅交給民主制度興起并成為最受歡迎的統治方式這件事，是不可能的。”（注釋）任何人，只要他對20世紀的大勢稍有認識，都會承認森的選擇是正確的。在這一百年內，盡管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不亞于戰爭的其他災難，人類之中還是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在艱難而又曲折的跋涉后，走上了人人有口講話，不勞權勢包攬的民主發展道路。這在歐洲、亞洲、非洲、美洲，都有成功的例子。不能不說，這是人類解放自身的偉大成就，而其他任何科學技術的發達，巨大財富的積累，預期壽命的延長，以及外星探測的成功等，與之相形，都很渺小。（抄襲痕跡太重）“發端于歐洲和美國的民主擁有越來越多的信奉者，而不是越來越少。它不斷傳播，作為制度，已經擴展到世上最遠的各個角落，而那里的人們，也無不衷心接受，自愿參與。”（注釋）然而，揆之20世紀的經驗，盡管民主已在興起發展，并為絕大多數人類所認同，卻不意味著它能夠暢行無阻，不受抵制。森顯然十分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他看出，那些反對民主，否認它的普世價值的人，經常拿來當做借口的，倒不是國民缺乏要求——因為這不合事實。他們百般推諉，借以搪塞的最后理由，幾乎總是國情不同，不可強求。所謂國情不同，又常托詞民窮，說窮人向來只關心面包，不關心民主。森對于這種已成老生常談的借口給予了有力的駁斥，指出它至少在兩點上，分明荒謬不經。第一，民主的保護作用恰恰對于窮人特別重要。這在前面有關饑荒的例子中已經看到。沒有民主制度，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就會死亡。在金融危機時期，從經濟階梯上跌落下來的，也總是赤貧階層。任何巨大災難發生，其后果絕不是由社會全體成員平均分擔的。通過轉嫁，它們幾乎總是全部落到了最貧窮，最無助的那一個群體身上。正是這些有著經濟需求的人，最需要，也最渴望在政治上發出聲音，以擺脫動輒輾轉溝壑的命運。第二，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窮人會拒絕民主。實際上，窮人不關心民主的話，完全是從統治者及其依附者口中說出的，他們早已捂住了窮人的嘴巴。他們意圖用生存之權充抵民主之權。而事實是，抱持此論不肯放松的統治者，很少有誰真心實意，為其底層民眾提供過最起碼的，合乎人道的生存權。森熟悉印度的歷史經驗。他指出，這一經驗完全否定了窮人不關心民主的說法：“印度的選民可算是世界上最窮的窮人之一，但是，如果一邊是基本的自由和權利被否定，一邊是經濟利益受損失，兩相權衡，他們一定會選擇抗議前者，而放棄抱怨后者。”（注釋）針對國情論者的觀點，森的態度堅定而明確：“民主絕不是奢侈品，非得等到普遍富裕了才需要它！”（注釋）到了現代，到了今天，地不分東西南北，人無謂男女老幼，民主已是生民生而必備之物，它已如空氣和水一樣，為任何個人所不可缺，為任何權勢所不可奪。（抄襲痕跡太重）四、可持續發展增長發展觀誘發了人們單純追求財富增長的動機，其所導致的不良后果在20世紀下半期逐漸顯露出來。在對其進行系統性反思的背景下，可持續發展觀逐漸形成并不斷發展。1980年7月，聯合國大會首次使用了“可持續發展”概念，它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威脅和危害的發展。它意味著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不斷優化的前提下，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協調，從而使社會發展得以健康地持續下去。可持續發展觀優于增長發展觀的內容表現在：一是，經濟增長偏重于經濟總量的數量型擴張，經濟發展則以物質增長為基礎，側重于質量的提高、結構的調整和發展的持續性。二是，可持續發展觀超越增長發展觀，認為經濟發展應該注重經濟系統、環境系統、社會系統的協調。顯而易見，可持續發展觀更能反映人類的多重需要及長遠利益。但是，與增長發展觀相同，可持續發展觀的著眼點仍然在于通過自然和社會環境的改善來提高人類的福利水平，沒有考慮到環境改善與福利水平的轉化關系，也沒有涉及到人類自由與福利水平這種深層次的發展問題。 第四章 阿瑪蒂亞森對發展難題的倫理解決 森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在福利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許多領域進行了富有創見性的研究。正是在這些研究中，他注意到現代經濟學過分集中于少數社會現象，把哲學爭端放在一邊，而哲學爭端常常是經濟學本身的核心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興趣是經濟學遺產的一部分。他認為，經濟學需要對人類福祉和社會價值判斷做出回答，并且在價值理論的視野里，也需有規范性價值判斷的因素，以幫助人們識別一項成功是否具有社會意義。因此，他將對倫理價值和哲學思維的關注，融入到對經濟問題的研究中。他這種融合經濟與倫理的精神是我們尤須關注的重點所在，也是阿瑪蒂亞森對發展難題從倫理的角度必須持有的研究方法。 以實質自由作為發展目標森強調自由(作為人最重要的權利之一)在發展中的作用，要求以個人實質性自由的獲取程度來看待發展，而發展的目標就是要實現人的全面的實質性自由。森認為以自由看待發展就是把自由視為發展的主要手段，發展不應該僅僅指社會經濟增長，也不僅僅是社會經濟層面的問題，發展的標準就是人們獲取自由的程度。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形式自由曾做過肯定的評價，他雖然批判了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失去了實質自由，這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決定的，但工人畢竟還有把勞動力出賣給哪個資本家的形式上的自由。工人有選擇和任意行動的廣闊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廣闊余地。比起前資本主義時期，這種形式上的自由是有進步意義的。阿馬蒂亞森雖然不反對形式自由，但他更強調自由的實質性。在森的自由觀里，自由要從實質性方面去考慮。可行能力關注的就是自由本身而不是實現自由的手段，它指的是我們擁有的真正選擇。所以，森在談到自由時，常常以“實質性自由”、“實質自由”來稱呼。由此，從可行能力的角度，森概括了實質自由的內容。他認為實質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諸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術、享受政治參與等等的自由。森認為實質自由非常重要，它不僅是評判社會成功與否的基礎，而且也是個人首創性的主要決定因素。就社會與其成員的關系來說，一個社會成功與否，主要應根據該社會成員所享有的實質性自由來評價，擁有更大的自由去做一個人所珍視的事，(1)對那個人的全面自由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2)對促進那個人獲得有價值的成果的機會也是重要的。就個人的主體性來說，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強人們的自助能力，以及他們影響這個世界的能力，而這些對發展過程是極為重要的。這里所關心的與我們(冒著過度簡化的危險)或可稱作的個人主體地位有關。 以理性爭取發展 理性與自由堪稱哲學與社會科學中最深刻也最富爭議的概念。阿馬蒂亞森文叢：理性與自由》深入探討了當前關于理性的幾種通常的觀念，指出理性意味著我們必須將價值觀與選擇置于批判性審查之下。在此基礎上，森考察了個人選擇以及社會選擇中的各種理性觀念，譬如不確定性下的決策、成本收益分析和環境評價等等。《理性與自由》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自由。書中著重考察了自由的機會方面與過程方面，其中涉及了當代關于自由理論的前沿問題，比如偏好的相關性、機會的基數性、多元偏好、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等等。森認為，理性與自由之間存在著可逆關系，自由只有在考慮了個人的合理偏好和價值觀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充分評價，反過來，理性也要求思想自由。森運用社會選擇理論透徹地闡述了推理的種種要求和自由評價的各種方法。 “在主流經濟學中，定義理性行為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個方法是把理性視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第二個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 國(印)阿馬蒂貶森：《倫理學與經濟學》，王宇、王文玉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8頁.從這兩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它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在區別上，一致性行為并不一定包括對自利的追求，而其他的理想和目標也可以使他們產生類似的一致。在聯系上，當自利自身在我們面前呈現出的是一種持續形式時，自利最大化可能會導致一致性的選擇。森是一個理性主義者，他認為，理性活動的可能性是希望和信心的一股源泉。理性更多的是一種“合理審視”，不是天賦的公式，許多理性的選擇的失敗往往是由于缺乏合理的審視，在這里森給我們建立了一個廣義理性框架，同時在以理性爭取發展中，森指出了理性與倫理的關系：其一，社會倫理價值是人類理性行為和我們的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方面，人們的理性思考中包含了許多非自利的因素在里面，“即使最終沒有一個人有直接的理由去關切正義和倫理，正義和倫理因素還是可能對經濟成功具有工具性意義。并且可以通過這種優勢，比它們的對手更好地在社會行為規范中生存下來”。 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于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頁其次，人們的理性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倫理價值的形成與演化。三、以可行能力評判發展森的可行能力方法通過聚焦于人實質自由這一標準，對個體福利、貧困、不平等、社會安排等進行評價發展。可行能力方法對個人而言，提供了個人生活內容的價值評價，對社會而言，提供了社會制度政策的價值評價。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是一個包容綜合信息的方法，它不以一種東西為評價標準，而是關注一系列的信息。森風趣地比喻說，我們不能像某些圖省事的廚師那樣，僅僅以我們都喜愛的某種食物，比如熏魚或炸薯條來判斷我們對于口味的某一特性，如咸度、辣度。但森并沒有列出可行能力方法依賴的信息基礎的完備菜單，因為他認為這個菜單是隨著個人的經驗、周遭的環境以及公共討論而時刻變化著的。菜單的不固定曾引起諸多經濟學家的批評和討論，但這毫不影響可行能力方法的優越之處。另外，森在運用這一方法時，特別強調了主體角色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