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推進依法行政工作中的問題與對策(卞軍民)-wenkub.com

　 　

【正文】 市委、市政府作出建設“法治杭州”的決定，就是要按照依法執政的要求，把 黨委的執政活動納入法治軌道，通過黨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是國家振興、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證。要有針對性地、經常性地、多渠道地對公務員進 行業務培訓，定期、不定期地進行考核，促進他們必學、愛學、勤學業務，干一行專一行。這方面眼前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加強，也要常抓不懈。行政復議工作機構應當全面、正確地履行行政復議法規定的職責，嚴格依法受理、辦理行政復議案件。三是加強行政監察和審計等專門監督。政府機關應當接受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監督，按照法定程序向人大及其常委會報告工作；接受政協、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民主監督；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監督，積極出庭應訴，履行人民法院生 效的裁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及時、公正地作出處理；接受新聞輿論監督，對新聞媒體公開報道的行政決策和行政執法中存在的問題，要積極整改，認真查處。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為使行政執法行為進一步規范，應積極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因此，只靠少數人主觀判斷、憑經驗決策的傳統方式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基層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應真正改變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風，廣納民言，通過各種途徑在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進行雙向的信息交流，使公眾明確決策意圖，對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也 有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不執行和亂執行法律程序，依法行政就會發生偏差和錯誤?；鶎宇I導和行政機關必須強化民主 意識，才能很好的依法行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五是要樹立“有限意識”。政府管理行政事務很多，千家萬戶，千頭萬緒，政治、經濟、文化、生產、生活無所不管。如果基層領導和管理執法者是法盲、半法盲，如果視法律如兒戲，如果凌駕于法律之上，如果把法律當手電筒只照他人不照自己，再多再多好的法律就起不到它應有的作用，再多再好的法律也將被破壞，再好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再好的社會秩序也會被破壞。第三，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特別是基層領導要從提高法律意識向提高法律素質轉變。黨和國家作出了“依法治國”的歷史性、劃時代性的決策，我們就要在黨和國家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的指導下堅決走建設“法治杭州”之路。四是要樹立責任觀念，牢固樹立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須賠償的責任理念。在依法治國的時代，我們每一個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具有敬法精神、奉法觀念和法律思維，必須按照法律的邏輯去觀察、分析、解決一切復雜的社會問題。特別是行政機關內部的層級監督，因為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對層級監督的主體、程序、方式、責任追究范圍、責任追究程序、責任追究形式作出規定 ,單靠行政復議的事后監督卻消除不了因違法行政而帶來的“昂貴”成本。我國目前已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監督體系，主要包括政黨監督、權力機關監督、國家專門行政機關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新聞輿論監督等，這些監督從不同的渠道保證了行政機關對行 政法律規范的正確實施，對于促進基層依法行政發揮了重要作用。說到底基層的唯權唯上獨尊和民主氛圍不濃是阻礙依法行政的關鍵因素。法治意識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做出行政行為時要按照法律的規定、程序和方法，樹立依法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管理社會事務的觀念。四是垂直管理部門行政執法難于協調與監督。二是部門之間職能交叉現象普遍。一是黨委與政府職責分工不明?？梢哉f，目前還是一個“人治”與法治二者兼有、二者并用的環境。黨的十六大又明確了“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由此我國開始走上了依法治國的法治軌道。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強調的是集中集權，使有些領導干部過分夸大了手中的權力，“官大一級壓死人”，誰職位高、誰說了算已習以為常，民主的氛圍、法治的氛圍比較薄弱。我市 2022 年至 2022 年間，基層政府及其行政機關為被申請人的行政復議案件共 410件 [區、縣（市）政府 41 件，所屬行政機關 342 件，鄉鎮政府 27 件 ]，撤銷 16 件，變更 3件，確認違法 1 件；基層政府及其行政機關為被告的行政訴訟案件共 577 件 [區、縣（市）政府 62 件，所屬行政機關 470 件，鄉鎮政府 45 件 ]，撤銷 30 件，變更 5 件，限期履行職責5 件，其他 73 件。二是監督責任不明確。例如：一些地方在下達行政處罰或處理決定時沒有向 5 當事人送達，或送達后沒有依法填寫送達回執；也有一些地方在下達處理決定時，憑印象、經驗辦事，沒有充分的書面證據；還有一些地方在行政處罰罰沒款沒有嚴格執行“罰繳分離”和“收支兩條線”的規定等等。法律、法規規定，行政處罰措施告知管理相對人后，管理相對人超過法定期限不主動履行的，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有利的事，幾個部門爭著管，麻煩的事，部門之間踢皮球， 部門之間工作不協調，造成管理相對人無所適從，叫苦不迭。再比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村委會的職權范圍作了明確的規定，但實際上基層政府往往把自己的權力向下延伸，過度干預村級重大問題的決策、村級事務的管理等活動，分割了本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削弱了村民自治的積極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執法和管理，而不是搞形象工程和干預經濟，作為基層政府尤其如此。而對于計劃生育、興修水利等應盡義務，少行政相對人則千方百計以種種理由進行規避。 承擔任務的繁重性與法律賦予其手段的匱乏性存在不適應。比如每年計劃生育檢查、衛生模范城創建等等突擊活動，基層政府及其行政機關從效率性考慮，總是期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以便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抓其他工作。而基于對行政權的行使和擴張有可能損害行政管理相對人利益之考慮，立法者往往更側重對行政相對人權利的保護，從而賦予行政相對人較長的時間以尋求司法救濟。 （二）推進依法行政工作的消極障礙 我們也應當清醒認識到，當前基層政府及其行政機關在推進依法行政進程中還存在五個方面的不適應性。行政決策的民主性和科學性有所提高， 并逐步強調決策程序、決策責任。我國已經頒布實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