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wenkub.com

　 　

【正文】 同樣 ,為了有效地解決種姓制度問題 ,印度就必須將印度教中的轉世說轉變成為現世說 。但是 ,為了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就必須 對傳統的文明加以變革 。毫無疑問 , 這樣的選擇和替代一旦可以付諸實踐 ,那么印度現行的種姓制度也就將不復存在 ,而這正是沙爾馬 所期待的改革結果 ,即印度教最終將變成一種“無種姓制度的印度教”[ 8 —p101～102 ] 。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居民在地理上和社會上都是可以流動的 ,他們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 ,能讀能寫 ,從而不同于傳統社 會的人 ,他們的壽命也要比傳統社會的人長約兩倍 ,如果有了這樣的前提 ,那么就可以對印度教的 “業報輪回”思想做新的解釋 ,從而使印度教原有的那種生命取向脫離傳統的和不利于未來經濟增49長的種姓制度 。面對這種即將到來的矛盾與沖突 ,印度能有什么辦法來加以解決呢 ? 最近《,我們時代的印度教》一書的作者阿爾溫德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 在今天的印度仍然有 75 %的人 口還生活在種姓制度尚未被觸動的農村 ,種姓制度的弊端只是在印度那些開始走向工業化和現代 化的城市中才被曝光[ 8 —p97 ]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問題是 :這樣一種既不合理 、又無效率的制度為何在印度能夠長期存在 ? 原因之一是印度教所篤信的“轉世說”,它告訴人們只要在今世兢兢業業地完成他們被分 派的工作 ,那么他們在將來就有希望獲得一個更高的社會地位 。第二 ,它會削弱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 。問題的關鍵在于印度的這種種姓制度 是剛性的 ,即不同種姓的成員相互之間不能通婚 ,不可在一起吃飯 ,也不可以有任何的社會交往 ,由此 產生的后果便是階層或者階級劃分的凝固化 ,以及社會地位和職業的自然繼承[2 —p106 ] 。其次是剎帝利或武士種姓 。正是在這樣意義上 ,我們認為“三個代表”思想中關 于代表先進文化的偉大論述觸及到了中國問題的本質和內核 ,只要我們沿著這樣的思路走下去 ,中 國的問題應當是有解的 。所以 ,為了能夠讓中國的經濟可持續增長 ,對與財產權 有關的法律條文加以更加合理的修改 、對私人所有的資產提供更加可靠的保護是中國未來社會與 經濟發展中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 。第十三條 ,公民的 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但是 ,直到今天 ,這種增量財富的所有權并未得到 法律上十分明確的認定和保護 ,由此產生的后果便是私人資產的大規模“外逃”,其規模甚至可以達 到與流入中國的外國資產相當的水平[ 6 ] ,導致這種情況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憲法對于私人所有的資產至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視”。大家都不能否認的一個事實是中國缺少世界著名企業 ,其中的道 理就在于中國的民營企業由于受到政府在資金供給和市場競爭中的諸多歧視而沒有能力參與國際 競爭 ,而中國的國有企業又因為其效率低下和產權為國家所有的背景而不能走向國際市場 。所以 ,在我們看來 ,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中國 金融改革之必要的微觀基礎 。與此相反 ,它為了從企業的稅收中獲得政府開支所必須的稅47收 ,就只有盡力去為企業的公平競爭創造更好的市場環境和投資環境 。所以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國有企業的產權制 度要不要改革 ,而是在于怎么改 。第三 ,正因為如此 ,國有資產的出售和轉讓就不能采取內部人 MBO 的做法 ,而是應當采取資產或資本市場上的公開競價交易方法 。更近的一個例子就是關于中國出售國有資產的爭論 。 第四 ,少部分因為缺乏人 力資本而不能找到新的就業機會的人 ,應該是由政府有關部門為其提供職業培訓來增加其市場就 業機會和求職競爭力的 ,如果這里存在什么問題 ,那么也不是改革的錯 ,而是因為政府有關部門的 服務存在問題才造成的 。從統計數據來看 ,中國通過改革和經濟增長 所增加的就業人口要比原來就業總量的一倍還要多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不要把改革 的公平性問題與改革的必要性問題混為一談 ,至于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更是需要加以甄別來判斷46其真偽 。因為產權制度的變更總是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其中的一些社會成員獲得了更多的利益 ,而另外一些社會成員則只能獲得較少的利 益 ,甚至還有一些社會成員只能在改革奏效后的經濟增長中才能獲得由產權改革所帶來的利益 。其實中國今日資本市場的糟糕表現與國際競爭中缺少自己的品牌等現象再也清楚不過地證實了我們所說的論點 。第二 ,當國有企業壟斷了某些重要的資源供給時 ,如電力和能源等 , 那么整個社會就更加容易滋生腐敗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現象是 ,國有企業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從其 所提供的資源與服務的消費者那里攫取高額費用或賄金的組織系統與辦事章程 ,其結果是一般企 業的投入成本越來越高 ,納稅人的負擔加重 ,而國有企業的收入也不見得增加 ,因為大部分非規則 收費或賄金都是被國有企業中的個人拿走了 。但是考慮到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公共部門 ,那么即使全民所有的企業 被定義為國有企業 ,它仍然是一種公共產權 。世界銀行對泰國這一項改革的調查 和研究表明 ,泰國這項改革的兩個預期目標都已實現 :第一 ,已經明確土地權利的農民要比沒有明 確土地權利的農民以更加優惠的條款更加安全地借到了更多的貸款 。在這方面 ,我們必須應當牢記的是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所提出的具有遠見卓識的論點 ,即 中國的問題在農民 ,而農民的問題則在土地 。最后 ,在地少人多的情況下 ,農業勞動的生產率是無法得到有效的改進的 。就明確的土地所有權可以帶來如此多的好處來說 ,中國太需要進行一次明確農民土地所有權的改革 ,因為中國目前農村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恰好是因為沒有明確的土地所有權而造成的 ,而且存 在于中國農村中的諸多問題幾乎與以上所列舉的各種好處是一一對應的 。在 秘魯 ,有了明確的土地所有權的人外出工作的時間比沒有明確土地所有權的人平均每周多 20 個小時 。從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來看 ,在巴 西 、印尼 、菲律賓和泰國的農村 ,由于明確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 ,土地轉讓價格上漲了將近一倍 , 而且最為關鍵的一點是 ,這些由土地價格上漲而導致的溢價收入主要是歸農民所有的[ 3 —p80 ] 。首先 ,從存量上講 , 中國土地國家所有的制度和國有制企業仍然大規模存在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毫無疑問 ,所有這些只有當人們具有強烈的財富創造的欲望時才是可能的 。國內金融機構對私營部門和政府及其它公共機構 的債權增長率在中國分別為 15. 9 %和 0. 2 % ,而在印度則分別為 5. 0 %和 4. 1 % ,這說明印度私人金 融活動的規模遠比中國要小得多 。其實 ,對于這個問題并不難理解 ,就像我們在前文中分析中國和印度兩國間財政結構差異時所看到的那樣 ,印度的稅收是以所得為主的 ,而中國的稅收則是以交易為 主的 ,因此稅后的收入分配印度肯定要比中國更為公平些 。再從收入最高的 20 %居民占全社會收入或消費的百分比來看 , 中國為 50 % ,印度為 43. 3 % 。因此 ,我們不贊 成那種簡單地將中國的基尼系數與發達國家進行對比的做法 ,因為中國目前所處的經濟增長階段 與發達國家并不具有可比性 。而且在經濟增長的初期 , 由于資本要素供不應求 ,勞動要素供給相對過剩 ,因此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一般會對資本比較有 利 。43為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 ,我們在這里還需強調的是 : 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過程中 , 基尼系數的變化都不是單調的 ,它既不會單調遞增 ,也不會單調遞減 。由此可見 ,基尼系數 越小 ,社會收入分配也就越是趨于公平 。進一步的分析還表明 ,經濟增長的目的原本就在于提 高本國居民的收入與消費水平 ,假如一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帶來這樣的結果 ,那么經濟增長本身也就 失去了意義 。1. 中印兩國的共同課題 :根除貧困還是公平收入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 ,不僅取決于它的由各種各樣的技術性因 素所決定的經濟增長方式 ,而且還取決于其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三 、中國和印度所必需面對的挑戰以上 ,我們從兩個角度討論和分析了中印兩國在經濟發展模式上一些主要的差別 。無論是統計數據還是活生生的事實都告訴我們 ,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總是要好于發展中低收入國家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發達國家可以有更多的資金投入用 來保護和改善環境 ,因此今天中國通過對外開放和為世界生產來加快經濟增長 ,實際上是有利于未 來的環境改善的 ,而且 ,只要我們能夠按照稟賦特征來參加國際產業分工 ,我們所投入的就主要是 勞動 ,而不是資源和環境 ,更何況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 ,資源本身也是可以進口的 ,如果世界資源趨 于枯竭了 ,那也不是中國的問題 ,而是整個世界的問題 ,到了那時 ,在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下 ,企業 家們是一定會通過技術創新來解決這樣的問題的 。雖然印度商業服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率高達 44. 7 % ,而中國只有 10. 6 % ,但是考慮 到中國的產出和出口總量 ,中國商業服務的出口總量仍然要大于印度[ 1 —p322～323 ] 。但是 , 與發展服務業不同 ,制造業所需要的卻是比較均質的勞動要素 ,特別是在制成品生產部門 ,通常所 雇用的都是訓練有素的職工 。2003 年在 中國 ,小學教育的總入學率達 116 % 、中學為 67 % 、高等教育為 13 % ,但在印度 ,同一年的各類總入 學率都要低于中國 ,其中小學的總入學率為 99 % 、中學為 50 % 、高等教育為 11 % ,從而呈現出比中國更為明顯的 、接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才供給嚴重不足的問題 。所以 ,實際情況是 : 中國的商業環境要比印度更加有利于制造業的 發展 ,而中國的商業環境之所以要比印度更加優越 ,其中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就是因為在中國事實上 存在著地方政府之間極其激烈的 、為了實現經濟增長而展開的爭奪企業的競爭 。由上可見 ,除了在企業獲取信貸權力方面印度稍好于中國之外 ,其他商業環境指標印度都要比中國差得多 ,這就決定了中國企業可以投資于規模較大的制造業 ,而印度的企業則更加愿意投資于小規模的服務業 。 盡 管在信貸獲取的法律權力方面印度要好于中國 ,但是兩者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在取值為 0 10 的指 數中 ,中國為 2 ,印度為 4 ,僅高出中國兩個指數點 。所以 ,我們的結論是 :中國劣于印度的金融體 系的初始條件 ,以及在這種初始條件下所選擇的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做法反而走出了一條比印度更 加有效的經濟增長道路 。于是 ,當印度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不具有基礎設 施的投資能力時 ,發展制造業所必需的投資環境也就難以形成了 。通過進一步的分析 ,我們還可以看到 ,由于中國的所得稅主要歸地方政府所有 ,因此中國地 方政府就有強大的動力去招商引資來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 ,并盡可能地用由此得到的稅收收入去 解決中央政府大規模下放事權而引起的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 。至于中國為何會比印度擁有更好的基礎設施 ,其原因在于中國和印度的財政結構完全不同 。由此可見 ,在 1990 年到 2003 年間 ,印度經濟中增長最快的部門是服務業 ,而且與 服務業的快速增長相比 ,工業和制造業甚至有相對萎縮的趨勢[ 1 —p203 ] 。通過計算 , 我們很容易得到這些產業的年均增長率 , 它們分別為 3. 5 % 、12. 3 % 、11. 7 %和8. 8 % ,從中國各大產業年均增長率的比較中 ,我們不難看到 ,中國工業的年均增長率是最高的 ,除 了農業之外 ,增長率最慢的就是服務業了[ 1 —p202 ] 。如果將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加以比較 ,那么我們就會發現 ,中國是 沿著從農業到制造業 ,再到服務業的發展道路循序漸進的 ,而印度則部分地采取后一種經濟增長的道路 ,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務業的發展上 。其中的道理很簡單 :基礎設施是剛性的 ,并且是不可能從外部世界獲得的 ,但是技術 卻是可以引進的 ,而制度則是可以借鑒的 ,它們都可以借助于由“干中學”而產生的學習效應來加以 改進或改革 。對于這樣的看法 ,我們也是不能贊同的 。首先 ,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 ,其實都處在國際分工的底端 ,這是由中 國和印度兩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所決定的 ,區別只是在于中國處在國際制造業分工的底端 ,而印度則處在國際軟件業分工的底端 ,并且這種區別歸根到底是由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各自的比較 優勢所決定的 。結果 ,在印度 ,因為政府軟弱而不得不采取的那種自由主義的貿 易政策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印度制造業難以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然而制造業就不同了 ,它不僅需要素質高 、且成本低的勞動力 ,而且還需 要比較發達的基礎設施提供硬件上的支持 。與此同時 ,只要印度本國的公司發展到一定 的規模 ,也將面臨優質勞動力供給不足和基礎設施供不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