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三農存在的問題及探源(文件)

　

【正文】 風作浪。一些國內外組織和個人利用農村社會的“有利”環境，利用社會矛盾心理，利用農民群眾的善良和知識貧乏招徠信眾，利用千百年來形成的成熟宗教哲學理論體系、思想文化改造經驗及技術手段，對信徒進行洗腦改造，實施精神控制，用隱秘偽善的外衣掩蓋，遂行其戰略意圖和現實經濟利益。由于我國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集中凸顯，傳統信仰價值觀體系遭到沖擊，基層組織管控體系弱化，在西方壟斷資本擁有經濟、軍事、技術優勢，壟斷國際輿論主導權的情況下，西方通過項目人員交流、基金會組織、宗教、網絡、音像書刊等文化產品對我國進行全方位意識形態滲透。分包到戶以來，農村涉黑暴力犯罪、高利貸、涉毒、涉性犯罪和未成年犯罪逐年增多。 （七）、傳統民間文化活動趨于流失消亡。由于農村沒有經濟、技術和人力管護條件，縣級以上文保部門鞭長莫及，普通群眾無人愿意負責，農村山場土地資源分包，農村項目開發等眾多因素影響，少數人受利益驅使誘惑相互勾結，對分布于鄉村環境中的文物古跡大肆破壞盜賣，造成了無法彌補和估量的重大損失。三是基層中醫藥發展嚴重滯后。雖然近年來部隊和地方擁軍待遇標準提高，軍工技術突飛猛進，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民兵預備役建設不足給國防安全帶來的外部威脅，但作為整體國家安全的一塊短板，基層國防訓練和應對自然災害等內部突發事件的動員能力不足仍然是一大隱患。人們淡忘了近代以來列強對我國的蠶食鯨吞、欺凌殺戮，無視近在咫尺的遏制封鎖、明槍暗箭，開始認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經是不合時宜的陳詞濫調，甚至提出改變國歌；許多人覺得戰亂和痛苦只是中東、中亞、非洲人的專屬，自己可以安享和平與發展的太平盛世，羊與狼可以共舞相愛分享全球資源和市場，可以憑借特權出賣國家人民利益或充當買辦走狗獲取永久富貴，可以換取綠卡成為洋人，面對外部經濟、軍事、政治、文化威脅毫無戒備，麻木不仁、醉生夢死，國家民族利益成為許多人實現個人利益的籌碼，報效軍旅的人被蔑稱“窮當兵的”，呼吁愛國的人被污以“愛國賊”，發警世忠言的被責之為“憤青”，為革命領袖辯白的人被冠之為“文革余孽”……西方列強賴以強盛的重要基礎，同時也是近代以來我無數仁人志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救國良方，如“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斯巴達式的青少年體育、軍事素養的訓練即“軍國民”（非軍國主義）教育，國民尚武精神的培養等在基層學校教育極端缺乏，群眾性體育運動和軍事培訓幾乎是空白，國民體質及軍事素質全面嚴重下滑（我敢斷言除當過兵的外，45歲以下的會打自動步槍的很少。（三）、人防工程荒廢破壞。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后，受文化大革命“軍隊支左”、地方預備役部隊、民兵組織建設的廢弛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基礎瓦解等問題的影響，軍隊“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設基層政權、建立黨組織、發展生產”的傳統失去了整體發揮作用的平臺，支持“國家和地方建設”“軍民共建”本質上成為了支持少數個人的發展，軍隊負責人與這些個人之間的新型“漁利”關系，取代了軍隊與地方集體群眾組織的傳統軍民“魚水”關系；多數地方民政“優屬”的微薄待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農村群眾幾無吸引力，分包到戶后，鄉村基層組織沒有了“送給親人解放軍的豬和羊”，普通群眾小家庭不愿送兒參軍，更是無力也無意愿“擁軍”，再加上新形勢下，軍隊內部曾經一度比較嚴重的軍紀渙散、士兵擾民禍民，權錢交易、干部腐敗墮落等有損軍容風紀等問題影響，軍地尤其是軍隊與大多數的群眾之間變成一種疏離的關系。比如河北前些年搞的現在某縣仍號稱長期堅持的“民心工程”，名為民心工程，實則擾民、害民。技術服務站之這一服務部門下鄉開展“民心工程”工作就掌握了向計生主管部門匯報上站率和具體檢查工作時的寬嚴尺度等權力，還可以婦女有婦科病和“優生檢測”等為由搭售藥物，所以，每年一次的民心工程就是計生服務機構大小領導的收獲季節，到時候各鄉鎮甚至有的村為在上站率上達標出政績爭相行賄，檢查時動輒說婦女有婦科病逼迫以高出市場價兩三倍的價格買藥（藥商的回扣自然不會缺少），不買就不給簽單（最后數單子算上站率）。但是該工作是從上面布置下來的，老百姓都認為計劃生育是國策，還記得早先因為計生政府采取的強力措施，所以許多是敢怒不敢言；而鄉村干部在上級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只能完成任務，報喜不報憂，問題不能反映到高層。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前，伴隨著集體經濟基礎和農民組織管理體系弱化，經濟利益多元化，由于權錢交易和農民侵占集體土地、違法土地交易等相關問題逐漸增多，但上面賦予基層絕對權威，在執行工作中左點右點都可以，基層政府合法傷害權對農民的震懾作用掩蓋了問題的存在，但整體社會矛盾形勢明顯膨脹；90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央開始倡導“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因農村土地及因土地引發的問題早已尾大不掉而且越來越嚴重，尤其是面臨項目開發征地等涉及巨大利益的情況時，深感缺乏公平利益受損的群眾和部分流氓無賴，面對喪失合法傷害權、存在重大責任漏洞的基層管理者越來越理直氣壯，相應的面對歷史積累的眾多問題和錯綜負責的利益糾葛，基層管理者則越來越喪失依法施政的基礎和權威。征地建設的市場經濟運作中，產生了大量不合法、不公平和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在實際運作中，多數基層政府因財力有限，往往采取由承建開發商墊資征地的方式，具體工作由鄉村干部承擔。九、關于基層所謂社會管理創新為了彌補農村改革后造成的公共權力真空，以及政府與社會民眾的脫節，近年來上至中央，下到各地均在探索新形勢下社會管理的有效模式。三是現行社會管理體制、利益分配機制與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不適應。七是上級政策和輿論引導變相助長作用和一部分人的“判例”示范作用使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靠無理取鬧取得額外利益。五是基層干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腐敗奢靡之風”普遍突出。十、信訪問題探源農民信訪越來越成為我國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如下幾點：一是歷史遺留問題復雜眾多。在這過程中，客觀上形成了官員（在百姓眼中就是政府）、開發商和被征地農民爭利的形勢；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是縱容犯法漁利的土地執法形勢加劇了群眾的不公平感和利益受損失感，致使相關沖突愈演愈烈。這樣鬧事的就比普通群眾得到了更多的利益，“老實聽話的吃虧、鬧事折騰的得利”、“共產黨的干部就怕上訪”逐漸成為群眾的普遍看法，因此，在征地工作中，不管有理沒理借題發揮鬧事上訪的越來越多。中國的法律制度賦予了政府依法征地的權和利，但農村土地相關的各種情況錯綜復雜，實際上群眾侵占集體土地、違法建筑和民間土地買賣行為違法但普遍存在，交易價格遠遠超出政策規定政府征地價格（不了解實際情況的很難想象問題的嚴重程度），土地名義上法律關系上是國家的、集體的，但實際上由個人分散經營控制，政府名義上宏觀上推動發展，用所謂市場經濟的方式解決發展問題，具體運作方式是依靠私人老板依靠社會資本，開發中政府財政和私人開發商成為與百姓爭利的角色。還有的地方因為鄉鎮和計生辦財政拮據，在計生報刊訂購或計生辦發福利等，甚至靠向獎扶對象斂財集資解決問題。三是擾民害民，增加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甚至反對情緒。實際操作中，基層為攀比政績不切實際的拔高上站比率，以現在人員流動性之大，外出務工人員之多的情況下，鄉鎮竟然要求各村上站率要達到95%以上，沒有辦法就只能花錢雇人冒名頂替上站，耗費了鄉村兩級干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國策”推行初期，許多基層鄉村采取了抓人、打人、抄家、強行流產等極端措施（而且存在大量不公平現象），雖然這為我國計劃生育事業奠定了基礎，但也很大程度上傷害了群眾的感情。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地下人防工程許多被改作工商服務業等用途，這有利經濟發展，管理保養得好戰時能快速恢復人防功能。福建是我國軍事斗爭準備最緊張最前沿地區之一尚且如此，其它地區更可想而知）。由于分包到戶后很快導致鄉鎮農村財源枯竭，人力資源大量外流，本地缺少財力保障和相應的可靠兵員儲備組織體系，鄉村兩級民兵組織建設基本廢弛，鄉鎮保留的武裝部除了唯一的實在職能征兵，日常民兵整組、訓練成為名副其實的“紙上談兵”，上報名單表格應付了之。五是合作醫療進程舉步維艱。一是鄉村醫生隊伍素質整體較低。當人們抱怨過年過節越來越沒味的時候，當人們從思想到外表再到行為活動越來越西化的時候，其實那就是我們文明和民族特色消失，也是自立復興根基的喪失。反倒是倡導移風易俗，反對奢侈浪費等改變傳統陋習的努力舉步維艱。在這場本質上與保衛國家領土完整相同的國民人心的爭奪戰中，我們正不知不覺中逐步淪陷。由于世界資源、市場和財富的有限性和不均衡性，由于西方壟斷資本主導的國家機器一貫的嗜血掠奪侵略性，尤其是我國作為總體落后的發展中大國的基本國情和周邊環境，決定了西方國際壟斷資本與我“國家民族利益戰略利益”的對立、對抗不可避免。傳統儒釋道本土（化）宗教的回歸，如果因勢利導管理得當，很大程度上能彌補政府社會管理能力不足，起到教化民心、促進社會和諧的一定積極作用。一家一戶的生產模式、傳統小農經濟對社會化大生產相關事務的自然抗拒開始顯現，原有村級農業技術人員渙散懈怠，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組織接待成本較集體經濟時期大幅增加，喪失經濟實力的村級組織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外事負擔能力（對下鄉干部的接待條件），組織發動群眾也變得十分困難。五是教育領域社會力量辦學、擇校、人事、建筑工程和采購招標等方面腐敗問題突出。一是師資力量和教學質量整體低下。而多年以來的農村，農民本來就文化水平低下，學習能力和學習環境落后，沒有整合經濟組織的維系，沒有長效學習平臺機制，農民群眾平常的學習途徑基本是靠電視，而在節目選擇上基本上全部選擇純娛樂消遣性節目，一些只為標新立異粗制濫造的音像制品充斥文化市場，一些地方小臺為博取收視率和經濟收益，忽視媒體的社會公益作用，缺乏基本審查，經常播放一些與主導價值觀和中央導向相違背的節目內容；近年來網絡開始在年輕一代農民家庭普及，但其用途多為玩玩游戲、看看視頻，這些與鋪天蓋地充斥的娛樂節目壓制和抵消了主流媒體的宣傳效果。多年以來，未經科學論證、調研，缺乏配套保障措施等，僅憑少數領導個人利益、好惡拍腦門想法，或為被提拔重用或應付上級檢查等，許多基層官員在無法拿出實績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弄虛作假追求短期效果的方式，依靠行政命令強行推進的所謂發展項目在各地上演了一幕幕“坑農害農”鬧劇；上級領導蒞臨之前，基層突擊整修道路、殘垣斷壁，樹牌子、掛展板，粉刷墻體、植樹鋪草等還算好的，更有甚者雇傭群眾穿羊皮、白編織袋等趴在遠山冒充羊只，修建假養殖場臨時借牲畜充數迎接檢查以示畜牧業大發展，修建只有公路一面有的“獨面墻”粉飾建設成就；給上級領導要去的村改造水、電、路、翻修房屋庭院，購買家用電器等虛構繁榮……凡此種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