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永濟蒲韓鄉村社區的考察淺談鄉村治理創新-全文預覽

　　

【正文】 戶也可以種植多種農產品，包括有機的，也包括非有機的。為了保證有機聯合社宗旨的實現，社區停止繼續向政府注冊專業合作社，已經注冊成功的20個合作社已成事實，自此后成立的合作社都不再向政府注冊，所以出現了這40個專業合作社有注冊的，也有未注冊的狀況。”作為社區有機農產品生產鏈條的一個核心環節，從小規模的探索實驗，到大規模的推廣，最后到銷售，與有機農業聯合社和城鄉互助中心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這種方式有何動力?)，這些年輕的工作人員不僅僅要負責一畝地，還有負責一個合作社和一個村的環境治理，這種鍛煉對培養農業的創業型人才有很大幫助（“創業”指成立合作社等農村創業）l但是那時候的青年農場還處于有機種植的摸索階段，收成也并不是很好。青年有機農場成立于2007年，當時由幾個年輕人在河北參加完7天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員的培訓（有關有機種植）之后發起設立的。農資店的特點：農資店運營的特點主要是其利用提前預交農資款（以股金的形式）的方式，解決了大范圍的賒賬問題。除此之外，農資店的工作人員還會對購買其農資的農戶提供技術的跟蹤服務，保證農資使用的科學。農民也可以結成一定的團體批量在農資店購買農資，也可以享受一定的優惠價格。以寨子村科技中心為例，在它處購買農資的農戶可以占到寨子村的60%。城市社區有機聯合社五個板塊的關系如下：兒童教育這些板塊的發展狀況不盡相同，有的有比較充實的活動內容，有的則沒有形成固定的活動方式。生態家園2007年紅娘手工藝合作社2006年l山西永濟蒲韓鄉村社區內部共有以下幾個板塊：農資店百貨連鎖超市（以下簡稱“農資店”）、婦女讀書文化中心（以下簡稱“婦女文化”）、生態家園、有機農業聯合社（以下簡稱“聯合社”）、農民技術培訓學校（以下簡稱“學校”）、青年有機農場（以下簡稱“青年農場”）、老年康樂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老年服務”）、兒童教育促進會（以下簡稱“兒童教育”）、健康協會、紅娘手工藝合作社（以下簡稱“手工藝”）、城鄉互動中心、后勤部、財務部、社區辦公室。2003年，在男村民積極參與中，各項農民活動全面開展，自然發展到農民協會，并與2004年6月在永濟市民政局注冊。山西永濟蒲韓鄉村社區組織架構報告撰寫有關“山西永濟蒲韓鄉村社區”（以下簡稱“社區”）組織架構的報告的目的在于理清社區各個板塊之間的關系，為3月23日“農合CEO”山西永濟的培訓做前期的準備。在此基礎上，優化組織的管理機構和治理結構，實現權能區分，權責分明，進而制定組織的工作目標和規劃，建立起明晰的財務項目并進行及時有效的財務監督，培育市場意識并建立起市場經濟的網絡聯系，實現農村協會組織管理模式的創新，促進農村協會組織健康良性的發展。秘書長由董事會任免，其工作職責主要是執行董事會所制訂的方案、開發服務項目、執行外界聯絡、聯絡社會募捐、考核雇用人員；第三層次是付薪的工作職員，其主要職責是協助行政主管工作，處理日常事務。　　4．創新組織管理模式，應對各種危機和挑戰奧爾森認為，階層集團有所差別，小團體是為了分利，到處游說，結成卡特爾，是對國家發展不利，雖壯大行業利益，但所損害的是社會國家的整體利益。農村兩委和農民協會組織應該相互補充，協調合作。但是由于政府主導下的村委會脫離掉村民自治的本質，演變成了政府在農村的派出機構，甚至演變成為“二政府”。另外，蒲韓鄉村社區作為立足農村的社區性綜合農協，應當在實踐和發展的過程中進一步完善其組織的制度建設和各組織機構的職能落實，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組織的良性發展。當然這種綜合性農業協會不是不需要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而是更需要把這些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能夠進行有效的整合，真正發揮綜合農協在維護農民利益、化解鄉村社會矛盾以及進行鄉村建設等方面的多重功能。新的制度的產生在于推行新制度的收益大于成本，伴隨著新制度所帶來的規模效益，新制度才逐漸得以確立。　　2．完善制度建設，實現良性發展　　綜合性鄉村社區組織在組建時應當突出其獨立的農民自治組織性質，嚴格按照章程和制度的規定進行組織建設。　　推進地方或者鄉鎮的基層組織治理是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其中不乏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涂料廠的運營機制跟不上市場的競爭機制，私人老板可以決定降價；二是設備簡陋，技術落后，沒有競爭優勢；三是協會的主要負責人優勢是威望高，群眾基礎好，但在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缺乏相應的經驗。正是由于治理結構不完善，制度建設也處于可有可無的狀態，一方面，作為領導者表現出事事都必須親力親為，浪費了極大的時間和精力在一些雜事之上，沒有真正發揮協會其他成員的積極性，這也導致了領導者在面臨問題時很多的無奈和筋疲力盡，這種情況導致對領導者的兩極評價，在訪談過程中，村子里的人大多數都認為鄉村社區領導人鄭冰“有主見，有韌性”，當然也有人持反對意見，認為她“太武斷”。一個良性發展的組織有一個好的帶頭人的確是重要的。　　4．綜合性組織的管理模式和風險承擔困境　　同時，蒲韓鄉村社區以蒲州鎮農民協會為載體，跨蒲州鎮和韓陽鎮兩大基層行政區域的綜合性鄉村社區，這種跨鎮級行政單位的綜合性鄉村社區所涉及的關系復雜性不僅僅是蒲州鎮和韓陽鎮基層政府之間的關系，還包括蒲韓鄉村社區所覆蓋的村際關系。蒲韓鄉村社區的出現只是在特定背景下出現的特定產物，只是由于正常的管理渠道不暢通，村委在村務管理上的缺位，給農民協會提供了存在的機會和空間。　　從傳統意義上來講，農村村民自治新組織的職能是實現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實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職能。蒲韓鄉村社區現階段還不完全令人滿意，除學習制度、組織制度有借鑒的地方之外，其他方面還需努力。　　2．組織制度困境“綜合性鄉村社區”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正是應對這種政府職能“缺位”之舉措，這種模式填補了政府職能的缺位，極大地維護和保障了農民的權益。蒲韓農民協會的出現正是農民自發尋求突破困境的結果，然而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肯定會沖擊到農業相關的部門利益，其發展就在農民自身利益與部門利益的矛盾中舉步維艱。　　三、蒲韓鄉村社區的困境及發展取向當然，蒲韓鄉村社區也與國內一些知名的發展較為成熟的非營利組織建立了良好的聯系，富平學校就是其中之一，富平學校為蒲韓鄉村社區提供資金援助成立了永濟富平農村社區發展學校，作為專門為農民提供技能培訓的學校。在市婦聯的支持下，協會婦女免費到省婦聯進行培訓，同時協會會員先后有三十多人分批次在北京農家女學校進行培訓。農民的組織化往往被看做是對政府和市場的有效補充。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國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部門化”。　　2．政府部門的積極引導農民協會不收會費，農民在農業協會所屬的6個科技服務中心購買化肥都可享受2元的優惠，并且還可以賒賬，有了收成以后再返還。再加上政府在農村社會化服務的“錯位”和“缺位”使得農民的利益很難得到保障。　　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的指引下，市場化的改革在我國大地上全面鋪開。贈送股是對村子的殘疾人、缺乏勞動能力的人進行贈送，可以說是利潤實現公平公正分配的突破性模式。一方面，為了獲取農協的持續發展，協會創辦了涂料廠，涂料廠采用會員入股的方式，為了保障合作辦廠的公益性，從一開始在協會討論時，就嚴格限制控股的發生。　　“社會企業是一種介于公益與營利之間的企業形態，是社會公益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產物。同時，鄉村精英正是在這樣的積累中逐步獲取了農民的信任，這種信任又成為進一步組織農民的重要推動力，這種信任也成為鄉村精英在鄉村社區合法性的重要來源。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舊的鄉村精英可能褪去其精英色彩，新的精英在市場化改革中逐漸成長，由于中國的鄉村社會受制于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影響，鄉村精英在舊精英與現代精英的博弈中推動鄉村社區的發展。但是，不管如何劃分，鄉村社區的精英對鄉村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都發揮著極大的影響力。”[15]金太軍則把中國鄉村社區精英分為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　　鄉村精英往往是鄉村社區權力結構的中心，對鄉村社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區事務都有著重要的影響。蒲韓鄉農民在日常的交往中發現缺乏文化娛樂，而農村中缺乏這方面的人才，鄭冰找到市婦聯尋求幫助，婦聯專門派人對農民進行了培訓，以此為契機，“婦女協會”得以成立。這種需要直接成為推動農民成立自身組織、成立專業組織的動機。農民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不僅僅沒有成為改革的受益者，反而成為了市場化改革的被盤剝者，城鄉的差距越拉越大。在中國剛性的戶籍制度所造成的城鄉二元經濟體系下，農民群體和農村社區一直處于政府注意力的邊緣。“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個）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　　二、蒲韓鄉村社區發展動力：基于制度經濟學的闡釋通過協會這個渠道，政府落實了政策，協會也得以發展。同時，蒲韓鄉村社區的發展與政府是分不開的。協會的發展過程是全體會員的選擇過程，全體會員的意志的體現。俞可平認為，農村民間組織的興起和存在的最深厚的基礎在于他們有力地促進了農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10]。組織合作既能實現各自組織獨立操作，又能相互促進，有效結合方可規避風險充分調動和整合社區資源，達到穩步發展的目的。與一般的農業專業合作組織不同，蒲韓鄉村社區的發展模式是一種綜合型的發展模式。　　圖1永濟市蒲州鎮農民協會發展過程圖當然，我們看到蒲韓鄉村社區并不止步于只提供農民技術上的培訓，同時組織向生態家園、老年康樂服務中心、社區學校等產業功能和公益功能方面進一步延伸。2008年到2009年協會進一步發展為“蒲韓鄉村社區”。比如，寨子村劃分8個衛生區，各個團隊負責自己的衛生區，進行良好評比。2004年以后蒲州鎮農民協會被《農家女》雜志、中央電視臺的《半邊天》欄目、《南風窗》、《南方周末》等媒體先后報道，協會受到全國的關注。農資店由單純的“科技服務中心”演變為“婦女協會”，會員以婦女居多。1998年，鄭冰辭去了小學教師的工作，專心打理農資店。1997年，其丈夫謝福政在村子里開了家農資店，鄭冰在課余時間抽空幫忙。農民每戶所占土地，除責任田之外，還有10萬多畝灘涂承包地，所種經濟作物每年能收入1萬～2萬元。　　一、蒲韓鄉村社區形成過程及特點在21世紀初，在農民專業合作基礎上，中國農民開始了綜合性社區合作社的探索，這種綜合農協模式的發展的主要代表包括瑞安“三位一體”綜合農協、山西永濟蒲韓鄉村社區、河南蘭考縣三義寨鄉南馬莊村合作社、湖北建始縣三里鄉河水坪地區新農村綜合發展協會等。從國外經驗來看，農業協會的發展一直也存在幾種模式并存的局面，有的學者分為美國模式、歐洲模式和東亞模式[1][2]；有的學者直接分為歐美模式和東亞模式[3]。“綜合性鄉村社區”治理模式的發展取向：國家政策法規支持和組織性質認定，完善制度建設，實現良性發展，明確協會組織與農村兩委及地方政府的關系，創新組織管理模式，應對各種危機和挑戰。這種模式是一種新的制度創新，代表未來我國農民組織化的發展方向。發布日期：20121110唐琪　　【內容提要】山西永濟蒲韓鄉村社區是以蒲州鎮農民協會為組織載體、跨越永濟市蒲州鎮和韓陽鎮兩大鎮級行政區的融科技服務、文化娛樂、學習討論、企業運營、公益事業為一體的“綜合性鄉村社區”治理模式。但蒲韓鄉村社區發展仍然面臨著困境和問題：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組織制度困境，與農村兩委及地方政府關系困境，綜合性組織的管理模式和風險承擔困境。　　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頒布實施以來，關于專業經濟合作社還是綜合性的社區合作社更適合我國農村發展，學界和政策制定部門一直處于爭論之中，目前這場爭論尚無結論。在中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實踐中，專業合作組織和綜合農協模式也一直并存著，專業合作模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推動下，成為發展的主流。農村主要經濟作物和水果包含蘆筍、棉花、小麥和青柿等。　　蒲韓鄉村社區的負責人叫鄭冰，1985年到1997年在永濟蒲州小學做教師。1998年10月開始，她從親戚、朋友處及小賣部里打聽到一些種地認真、喜歡關心種地新方法的婦女，然后到寨子村周邊的10個自然村走動，共聯系了80名婦女，通過她們再去做別人的工作，吸引了幾百人來聽課，其中絕大多數是婦女。1999年2月，鄭冰找到了市婦聯，獲得了支持，婦聯派人對村民進行歌舞文藝培訓。2003年11月，在市婦聯的推薦下鄭冰參加了北京農家女學校的“農村婦女參與市場經營培訓班”。“社區”這一概念是隨著協會發展需要適時產生的，現在協會組織發揮很大的作用。“社區”的形成，在協會所進行的農業生態示范園項目中也發揮了優勢，組織了人力，動員了思想，有利于協會方方面面的開展。通過為農民提供產前的信息技術服務，產中農資需求服務，產后的農產品銷售和加工服務，有效地提高了農民綜合素質，推動農民早日致富奔小康。　　第一，蒲韓鎮農業協會是綜合社區性合作組織而不是專業經濟合作組織。單一型的組織可能發展得比較成功，但是組織發展的持續性不夠。　　第二，經濟合作與公共服務為組織的兩大發展主線。依靠蒲韓鄉村社區的組織的運營收入及國內外非政府組織的協助，協會縱深發展和增進蒲韓社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