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權讓與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邏輯貫徹——以雙重讓與為主要分析(存儲版)

　　

【正文】 在法律邏輯上保持圓滿，也不愿因所謂的利益平衡而以辯證的方法動搖其制度基石。)在這種關系中，債權人和債務人之利益的實現往往唇齒相依、互為條件。但相對于證券化債權，其讓與性不免因此遜色。基于這種考慮，《法國民法典》第1691條明確規定，如債務人在讓與人或受讓人向其通知轉讓之前，已向讓與人清償債務，則其所負義務即告有效解除。如此，債務人在不知債權讓與之事實時，如向原債權人為清償或其他履行行為，或在雙重讓與的情形，向第三人(后受讓人)為此等行為，則前一情形中的新債權人或后一情形中的先受讓人不得主張債務人的履行行為不能產生債之消滅的效果，而僅能以自己乃真正的債權取得人為由向原債權人或后受讓人主張不當得利的返還。而在債務人為給付后，若受給付者并非第一受讓人，則依處分行為的優先次序原則，應由因此獲利的原債權人或第二受讓人向第一受讓人返還不當得利。因為，如果要根據讓與之處分行為的性質及優先次序原則將其邏輯貫徹始終的話，其必然結論應該是：在雙重讓與的場合，債務人只有對第一受讓人為清償，才能免其責任；倘若債務人對原債權人或第二受讓人為清償，則不管其是否為善意，或是否受有通知，均屬不適當履行，所以他必須對第一受讓人另為清償，然后請求受償的原債權人或第二受讓人返還不當得利。具體到債權讓與的制度設計上，德、瑞民法，尤其是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首先著力貫徹處分行為乃至法律行為理論在整個民法體系中的邏輯演繹，同時也注重債權讓與中債務人利益之保護，其科學性、合理性不容置疑。但盡管如此，由于其制度設計的基礎并無二致，故在法律邏輯上均存在障礙。)依此規定，在債權雙重讓與的情形，雖然根據處分行為的優先次序原則，第一受讓人優先于第二受讓人取得債權，但在未為通知時，讓與的效力不及于債務人。此種欠缺公示手段的立法例，未考慮債務人可能不知讓與事實這一情形，對其利益保護之不力，顯露無遺。 由于這一弊端的存在，故有債務人可能不知債權讓與的事實，而對原債權人為清償或為抵銷等行為的情況發生。正如前述，一方面，債權本為特定當事人之間的請求權，倘若任由債權人為讓與，而不使債務人基于原來的具體交易關系主張其本可對抗原債權人的事由，則不免犧牲其利益；另一方面，如果債務人得主張一切可對抗原債權人的事由，那么受讓人就債權讓與一事必定心存疑慮，進而影響債權的讓與性。 然而，債權畢竟是特定人之間的一種相對權，它基于各個具體的交易關系而被創設，并各自反映其交易關系的特異性。究其原因，應在于德國法系舍棄第三人利益的保護，而追求處分行為之性質和次序原則的邏輯貫徹。)但就債權讓與來說，雖然它有效區分了債權契約性質的原因行為(如買賣、贈與等)和準物權行為性質的債權讓與本身，從而解決了上述法國法中的一些邏輯悖論，但其優越性畢竟不似物權行為理論，難為第三人利益提供有效保護。但就債權而言，卻很難以占有作為正當理由和權利推定的依據(Hans Hattenhauer,Conceptos Fundamentales del Derecho Civil,Traducci243。(注：關于雙重買賣是合同自由原則的體現這一結論，請參見拙文：試論雙重買賣，《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于是，任何人在受讓債權時，雖然在名義上能于轉讓合同有效成立的同時取得債權，但他若要避免第1690條和第1141條的適用而遭受不利，以真正有效地取得債權，就必須主動通知債務人，或盡其努力促成債務人以公證書做出接受轉讓的表示。孫憲忠：《論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頁470。結合這兩條規定，可以推知，在發生雙重讓與的情形，雖然按照意思主義的規定，前一受讓人自轉讓合同成立之時起即取得債權，而后一轉讓合同應為無效(第1599條)，并且讓與人應負權利存在之保證責任(第1692條)；但如果后一受讓人依其向債務人所為的轉讓通知，或依債務人在公證文書接受轉讓的表示，而占有債權，則應由其取得債權。(注：應指出的是，在不區分原因行為和債權讓與行為的立法例下，債權既然在第一個買賣合同成立時即已移轉，那么原債權人再次出售其債權雖然在生活中會經常發生，但在法律上應無可能，因為他此時已無權處分該債權。)但對于證券化債權，各國民法尤其是商法都做出了保護第三人的規定，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受讓人的安全地位，從而推進了債權的可讓與性。學者普遍認為，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主要是建立在交易安全和便利之確保上，占有之公信力為其不可欠缺的基礎。此時，問題轉化為以下第(2)個問題。但事實上，債權讓與并非如此簡單，第三人的介入往往使此種模式更趨復雜。相形之下，法國法對受讓人之安全地位的保障遠為遜色。后者僅發生應移轉債權之債務，(注：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704705。對于這一問題，應區分不同立法例予以回答。 債權人得自由讓與其債權，只是在法律上使債權轉讓成為可能。這就意味著，欲使債權完全失去人身色彩而表現為純粹的財產關系，就必須承認債權讓與的可能性。：《科賓論合同(一卷版)》(下冊)，王衛國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頁255。誠如日本學者勝本正晃所言，債權的本質，乃特定人對特定人請求一定給付的請求權，這種相對的、抽象的關系，在經濟交易不頻繁的時代，純屬當事人間的內部關系，在經濟交易方面并不發生獨立性的機能或特別意義；但在近現代經濟生活中，一方面，財貨的交易不再以直接消費為目的，而以增加交換價值為其目標，另一方面，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不僅將物質作為資本，甚至欲將一切關系均予資本化。 二、對讓與人和受讓人之利益的保護：債權讓與之法律可能性和安全性的基礎 債權的財產化意味著債權從人身關系到純粹經濟關系的一個質變。單在稍具邏輯知識的人看來，同一個債權讓與事實，完全可以按不同標準被歸屬為上述四種不同性質的讓與情形，那么問題此時就變得復雜了：假設部分讓與已被通知于債務人，那么是否優先于未為通知的全部讓與?(注：英美合同法為這一問題提供了確定的答案：就部分讓與為通知后，對讓與人或對第二受讓人為全額償付，不起解除債務人義務的作用。債權讓與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邏輯貫徹——以雙重讓與為主要分析對象法學論文 一、問題的緣起 我國新合同法主要效仿歐陸各國立法例，就債權讓與做出了較為詳盡的規定。但稍事推敲，就會發現其破綻百出，矛盾重重。其目的不僅僅是要在既有的讓與規則中為雙重讓與問題尋找答案，以消除理論上的謬誤，同時也試圖藉此揭示讓與規則背后隱藏的價值功能，并在此基礎上為其發展提供某種指導思想。) 債權的財產化(非人格化)，使債權的自由讓與成為可能。美國學者在闡述英美法上的合同權利讓與時有相似的論述：如果承認受讓人獲得的是法定產權(legal title)，就會削弱對債務人的保護。 在另一方面，債權讓與制度本身雖然是在債權財產化的過程中孕育，但又是促使債權財產化的工具。近現代各國民法逐步擴大可讓與債權的范圍，以至于將來的債權也可讓與，莫不以實現債權人之利益并推進債權的資本化為其立法指導思想；并且，只要是可讓與的債權，各國立法趨勢不再要求其讓與須取得債務人的同意，此亦為債權財產化(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