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司治理原則(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成熟時將融入《上市規則》之中，或作為上市協議的有機組成部分。 　　南開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李維安教授認為，世界上已有60多個國家制定了《公司治理原則》，它是介于經濟理論與法律之間的、不具有法律強制力的實務實施細則，而中國在這方面還是空白，國內公司治理的專家們希望能夠推出符合中國國情的《公司治理原則》，成立中國的公司治理原則委員會。南開大學已經積累和研究了60多個國家的《公司治理原則》，并對在華外資企業的公司治理模式進行了廣泛的調查。李維安認為，與國外企業的公司治理模式相比，外資在華企業的公司治理模式更有借鑒意義。李維安曾長期在日本從事研究，他認為日本企業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新趨勢也值得中國借鑒。 相互持股模式不能完全否定　　最近日本大企業頻頻出現危機，日本大企業相互持股正在逐漸瓦解，李維安認為，這是日本企業股權過度安定造成的，但對相互持股不能完全否定，在股市過度投機和股權適度安定時期，相互持股對日本大企業的發展曾起到積極作用。50年代，日本企業進行了第一輪相互持股，當時日本股市過度投機，股市波動非常大，兩個企業相互持股或多個企業之間循環持股可以消化市場上流通的股票，并達到資本節約的效用，對平緩股市波動起到很大作用，這輪相互持股也促使純粹的家族式企業向事業性控股企業轉型，并推動了公司經營層的年輕化。60年代，美國企業要闖入日本市場，爭相在日本投資和收購企業，日本企業為了抵御收購，又展開了新一輪相互持股，相互持股比例達50％以上，控制權完全掌握在日本企業手中，所以日本的大企業幾乎都沒有被外資收購。李維安說，對全球資本市場進行統計后得出的結論是，日本金融危機之前，在全球股市的動蕩中日本股市的抗跌性是最強的。但到了 80年代以后，安定股東的持股比例過大，有的達到70％，造成股票的流動性不強，股市不能真實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價值。在股權過度安定的同時股市泡沫增加，資本市場的高投資回報吸引一些大公司到二級市場投資，這又加大了股市泡沫，直到日本金融體系出現危機，一些日本的大企業、大銀行瀕臨倒閉。不過，李維安認為，面臨外資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日本的相互持股模式對中國企業仍有借鑒意義。 擴大股東訴訟帶來了什么？　　金融危機之后，日本大企業紛紛重組，重建公司治理結構，出現了新的趨勢，李維安介紹說，首先像索尼等大公司的董事會大幅裁員；其次是加強監事會；第三是提倡擴大股東訴訟。以前股東訴訟費比較高，而且小股東訴訟人數要達到一定數量才能受理，所以基本上沒有發生過股東訴訟。為了推動公司治理改革，日本降低了股東訴訟費，這帶來了什么影響呢？日本企業中社長（相當于總經理）的權力比董事長還大，有的是社長兼任董事長，小股東狀告的是董事會，但直接影響了社長的經營決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董事會和經營層的分離。李維安認為，網絡的發展將有助于小股東參與公司治理，將來會出現進行電子投票的虛擬股東大會。 《中國經營報》　公 司 需 要 治 理 胡 明 沛在山東，一家已經完成“現代企業制度”改造的公司的監事會負責人告訴李維安教授：“監事會的主要職責，不就是監督工人干活嗎?! ”李教授認為，在中國，公司治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企業需要管理，公司需要治理。”南開大學國際商學院院長李維安教授如是說。比如，日本Sony公司近來對公司進行重大改革，董事會從原來的五六十人改變為十幾個人。顯然，這是實實在在的改變，五六十人的董事會根本無法開會，是虛的。在企業界，恰恰這樣的改革是最困難的。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在國外已經進行了幾百年的研究、實踐，而近年來，人們對公司治理的關注更加熱切。前些日子，國內談論比較多的是公司治理結構或法人治理結構，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更多地局限于現代企業制度的結構層面。李教授說：這可能造成一些誤區。顯然，不能把公司治理簡單地理解成為現代企業制度建立當中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簡稱39。三會39。)的結構問題。公司為什么需要治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大伙湊錢買了個蛋糕，我們只有先確定下來由誰切、誰先拿等一系列問題，大伙才可能很好地享受蛋糕的美味，否則，一定會亂成一鍋粥，說不準還要大打出手。其實，任何企業都有管理問題；但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首先需要治理。股份公司的所有者委托經營者管理公司，首先必須理清楚各利害相關者的關系，確保各方的利益得到有效保護。這是在公司管理之上首先應該解決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所決定的是公司所有利害相關者的關系、公司大的戰略和發展方向，是這些方面的機制安排。形成利害相關者之間有效的制衡關系，是公司治理首要的方面。當然，這也是所有公司運營的起點。由這個制衡關系就派生出一系列委托關系，股東大會委托董事會，董事會又委托經營者，來管理公司。緊接著，又派生出治理機制問題，即三會之間及其與經營者之間如何制衡、決策、激勵和監督。比如前些日子海爾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張瑞敏宣布兼任CEO；又比如現在比較流行的管理者持股等，這些最根本的改革都是公司治理。公司治理這個層面無法實行扁平化，不同于企業內部一般的組織管理。 公司治理涉及經濟體制、法律、監控等多方面的處于公司經營管理層面之上的問題。處理好活力與控制的平衡，是公司治理的大難題。治理不善（也就是失控），公司一定是失敗的。當前，國內對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經濟學家的研究，涉及公司委托代理關系、所有權控制等；其二，法學家對健全公司法律方面的研究；其三，對公司治理實務的研究，治理問題的具體經驗來源于這些研究，而以前它們恰恰被忽略了。或許是因為中國企業存在太多的不規范的問題，不得不從公司結構問題的改革做起，但是，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之后，接下來很重要的就是進行實實在在的治理。制定《公司治理原則》是很多國家公司治理的經驗總結。現在全世界有60多個國家和組織都已經制定了《原則》，OECD（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出了該組織內部普遍的《原則》，另外，很多國際大公司也分別起草了自己的《原則》。據李維安教授介紹，南開大學公司治理課題組正在組織起草《中國公司治理原則》，希望以這種綱領性、實務性的文件，指導中國公司的治理行為，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公司治理原則包含的核心內容，也就是公司治理的基本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股東權益特別是中小股東的權益保護。前些時候，國內出現了不少忽視中小股東權益的案例。因為小股東參與股東大會的成本太高，他們很輕易地就被忽視了。現在，互聯網提供了很好的信息渠道，在家里按一下鍵盤就可以查詢公司信息，也可以進行網上投票，所以，網上的虛擬股東大會似乎是比較可行的方案。利害相關者的作用。除股東之外，客戶、供應商、社區、環境等各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得到重視，越來越多地參與公司治理。以前，中國的企業是在辦社會，負擔很重，要妥善解決這個問題，一定需要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撐。比如日本核電站選址，因為所在地民眾不滿意，決議便通不過。 董事會監事會責任。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被國外大公司證明非常成功的外部董事設置等問題，在國內公司里依然很麻煩。國內股份公司還有監事會，監事會前一時期主要的責任在于對是否違規、違法的監督，還可以采取事后監督；但是現在，監事會的主要責任應該是對決策是否有效的監督，這就必須采取事前或者事中監督。報告責任或者信息披露。經濟和技術的發展對公司的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前些時候，都是公司治理不力的表現。等等。 公司治理決定公司生死。眼看著中國企業就要參與到全球市場的爭奪戰中，公司治理需求非常迫切。但可以預見，中國公司治理的道路依然漫長。《IT經理世界》2001年12月24日第24期WTO挑戰公司治理結構中國企業應積極尋找應對良策　　　日前參加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與南開大學國際商學院聯合主辦的“WTO，企業發展與公司治理原則研討會”的學者們認為，中國的各類公司將在全球化浪潮中尋找更適合自己的公司治理原則以適應WTO的嚴峻挑戰。　　南開大學的李維安教授說，最早使用非強制規范改善公司治理的是英國。1991年，一系列公司倒閉事件促使英國的財政報告委員會、倫敦證券交易所合作成立了公司治理委員會。經過一年多的深入調查，發表了《公司治理的財務方面》報告，同時提出了《公司董事會最佳作法準則》。這是世界第一個公司治理原則。隨后，許多國家、國際組織機構以及大企業，相繼效法。據統計，目前世界上已出臺各類公司治理原則80多個，這其中還不包括像英特爾、通用汽車等眾多大型國際公司所制定的董事會準則。　　公司治理原則風行全球是有深刻背景的。七八十年代后，西方非國有化改造浪潮和跨國公司的興起，導致企業股權日益分散，在加強大公司融資能力與市場制約的同時，也引發了“兩權分離”蘊含的所有權控制力下降、企業制衡機制減弱、經營者短期行為等風險。中小投資人經常成為利益受害者，降低了投資信心，加劇了投機行為。這反過來損害了企業的穩固。當經濟全球化加速，金融創新、企業組織多樣化帶來沖擊時，許多上述大公司便搖搖欲墜。90年代后的公司破產、重組、兼并一浪高過一浪就是明證。此時，依靠相對滯后、調整遲緩的法律等正式制度手段克服公司治理缺陷顯然是不夠的。　　據介紹，制定公司治理原則的主體是國際性組織、政府與各類中介組織、機構投資者、金融機構證券交易所和銀行、企業。像通用汽車的治理準則已被世界500大中的170家效仿。在全球范圍內存在著多種公司治理模式，包括英美股權為主的公司治理、德日法人為主的公司治理以及東南亞家族為主的公司治理等。由于跨國公司越來越快地把世界各國變成自己的車間、各國的公司治理模式在不斷地相互交織與滲透。因此，發展中國家研究在本國的外國大公司治理成功的模式是自身改革的捷徑。　　多年來各國企業的實踐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國家對治理結構有強制性的法律規定，又應制定與市場環境變化相適應的、具有非約束性和靈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則。　　公司治理原則在中國是被作為“公司治理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來進行研究和實踐的。最近召開的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強調，健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是深化國企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這表明國企脫困后將進入公司治理改革新階段。　　我國的《公司法》已實施6年。人們認為，制度的不成熟和轉軌特殊性，使我國公司治理中問題更顯復雜嚴重。　　首先，國有獨資企業在以下情況下能否建立有效的治理結構：出資人虛置、企業內部無“老板”；國有資產經營管理體制不順、國有股東地位不明確；國有企業現行的人事制度不改革、任免制不取消；現有工資獎勵制度不突破、新的薪酬制度未形成。再者，目前對國有獨資和控股公司搞外派監事、“內部治理外部化”是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嗎？ 　　其次，為何當前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都出現“內部人控制”？正常不正常？若不正常，可否通過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解決？　　（一）問題：股東大會變成大股東會；董事會變成了大股東的執行董事會；監事會變成了董事會的監事會，形同虛設。 　　（二）改革方向：單層董事會；多層董事會的組成：（1）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2）大股東董事、獨立董事、職工董事、小股東董事四位一體，各占多大比例；單層監事會，大股東派監事；多層監事會，建立獨立監事制度，職工監事與股東監事三位一體。　　（三）“三位制衡”體制下應否建立獨立審計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其與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關系如何，是否應吸收獨立董事和獨立監事參加？　　WTO日益臨近，人們更擔心大鍋飯、翻牌公司、新老三會互相掣肘、經營者無法從市場中優選等這些舊體制病會使國企在國際競爭中更顯羸弱。南開大學的程寶庫認為“入世”對國企的負面影響有三。　　（1）WTO的“國營貿易企業”規則對國有企業的國際化戰略形成制約　　WTO中存在國營貿易企業的概念，所謂“國營貿易企業”的范圍不僅包括國有企業（state enterprises）、也包括政府控制或給予特權的私營企業，只要這些企業有能力通過其購銷而影響進出口水平或方向。為防止國營貿易企業擾亂世界市場，WTO對維持和使用國營貿易企業的成員國規定了三項基本義務：一是這些企業應只以商業上的考慮（包括價格、質量、適用性、適銷性、運輸和其它購銷條件）作為貿易決策的根據，并按照商業慣例為其它WTO成員國的企業參與購銷提供充分的競爭機會。二是WTO認為國營貿易企業的操作可能形成嚴重的貿易障礙，因此成員國應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進行談判以減少這種障礙。三是公開國營貿易資料，WTO成員國應將國營貿易企業進出口的產品通知WTO。　　加入WTO后，國有企業在跨國經營上將受到“國營貿易企業”規則的制約，特別是向WTO公開貿易資料，由WTO在互聯網上公布，這對國有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不利。　　（2）WTO的補貼和反傾銷規則對國有企業不利 　　WTO關于補貼和傾銷問題的一般性規則，均是針對私營企業的，WTO根本不存在關于國有企業補貼問題的規則。根據《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1條第1款，補貼是指政府或任何公共機構（public body）對企業的資助，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機構是包括國營企業的。從實踐中看，許多WTO成員國也把我國的國有企業視為公共機構，認為無法根據WTO的補貼與反補貼規則衡量我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問題。并回避對我國的國有企業反補貼調查，而用特殊的反傾銷規則衡量我國的商品出口是否構成傾銷。　　這種特殊的反傾銷規則主要特點是：1不把我國的國內價格作為商品正常價格，而是用一個替代國價格作為商品正常價格，只要我國的出口商品價格低于替代國的同類商品價格，就被判定為傾銷，而征收反傾銷稅。2把我國的國有企業看成一個整體，裁定一個國有企業傾銷，則對全部國有企業的出口征收反傾銷稅。　　傾銷屬于不正當競爭的違法行為。法律是為了讓人遵守，因此法律應具備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可預見性，即行為人可以依法判斷自己行為違法與否。而上述特殊的反傾銷規則卻使我國的出口企業無法判斷自己行為的合法性，一旦出口增長較快就很容易遭受反傾銷指控。 　　（3）國民待遇原則沖擊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角色與地位　　國民待遇原則是WTO最基本的法律原則之一，“入世”后要給予外商投資企業、進口產品、外國服務等國民待遇，這就要求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之間待遇平等，公平競爭，國有企業難以繼續享受“皇帝女兒”的特殊角色和待遇。　　學者們認為，“入世”意味著國門大開，競爭更充分，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都會有一批被淘汰出局。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