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務員制度建設的現狀,問題和對策(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體情節、罪犯的悔罪表現、是否不致再危害社會等等方面，均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特別是什么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踐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響緩刑的適用。有使司法機關在適用緩刑的問題上實際是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很可能會致使法官在考慮是否對犯罪人適用緩刑時陷入無所適從的狀況，同時又容易誤導法官過度濫用刑罰的自由裁量權，而且也極有可能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這不符合量刑標準的統一和公開、公正，容易導致對一些本不該適用緩刑的罪犯適用緩刑，對一些應當適用緩刑的罪犯卻沒有適用緩刑。（二）緩刑適用程序的問題程序公正是做到實體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選擇和適用法律那過程中的不當意向，而且還能保障法律的準確適用。我國雖然有一些司法解釋對緩刑適用的程序性內容有所提及，但我國緩刑制度上沒有設置程序性規范，極大地影響了緩刑裁量的公正性，從而導致了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不少問題。缺少透明度。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分子是否判緩刑，須通過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討論評議，討論犯罪人是否符合緩刑適用的三個條件，隨后才作出適用緩刑的判決,但其合議庭和審委會的討論決定過程是秘密進行的，而且，誰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標準是如何預測的，這點使人難以信服，同時使社會也難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缺少有效的監督。緩刑適用的取決權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審判權的一個方面。但任何權力都應當受到有效的監督，若則必然導致腐敗。檢察機關雖然可提起抗訴，但檢察機關對緩刑的適用認識比較模糊，極少就那種可與不可適用緩刑的案件提起抗訴，故這種抗訴權對緩刑的適用并不是有效監督。缺少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發言權和社會的參與權。在司法實踐中，判適用緩刑前缺少了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發言權和社會的參與權、監督權，只是單純的就案辦案，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就判緩刑，對一些無經濟來源閑散人員、平時表現不夠好的被告人也判緩刑，社會效果不好，不利于對緩刑犯的監管改造。（三）緩刑考察制度的問題對緩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規定是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這種考察和管理機制，在實踐中存在許多問題：監督考察的組織不健全。我國刑法第七十六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但實際上，由于公安機關的人員不足，工作任務繁重，目前尚未建立緩刑考察機構，對緩刑考察無暇顧及。往往由法院代行公安職能對緩刑犯進行走訪考察。另外，緩刑犯所在的單位及基層組織力量薄弱，它們并不清楚自己有協助執行的義務，甚至對罪犯的判刑情況和需要考驗也不清楚，還認為罪犯被無罪釋放，使得緩刑考察幾乎成為空白地帶。交付監管脫節。法院在緩刑判決后，只送達執行通知書給公安機關，而不負責將執行落實到位；有的作出判決后，讓緩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報到；有的在判決生效后遲遲不交付監管文書送達執行機關；還有的緩刑犯有意或無意不去報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緩刑犯事實上的脫管。由于監管手續未能很好的銜接，在實踐中基層派出所未能全面及時掌握本轄區緩刑犯的情況，影響了監管和考察工作的開展。現行的考察方法不適應新形勢。現在流動人員犯罪日漸突出，原來以戶籍、糧籍、工作單位為手段的社會控制機制已經無法有效地實現對緩刑犯管理、考察、幫教等職能。三、我國緩刑制度的完善（一）緩刑適用條件的完善緩刑適用條件要詳細、明確、具體。緩刑適用條件，即具備哪些條件就可以適用緩刑，這在判處刑罰時對是否適用緩刑起著決定作用。目前我國刑法規定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不致于再危害社會是我國緩刑適用條件。778論文在線 ***/犯罪情節是指在犯罪過程中體現出來的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和對他人的攻擊性，以及由于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危害和損失，因而在決定是否適用緩刑時應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實際情況。如果犯罪人的主觀惡性較深而且造成了較大的客觀危害，仍然對其適用緩刑，則可能喪失法律的公正性。故在決定是否適用緩刑時，考察犯罪情節的主要內容是犯罪人主觀惡性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客觀危害程度。基于這一標準，成為對犯罪人是否適用緩刑時的考察對象有：（1）能夠理解和寬容的犯罪動機。犯罪動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比如，因經濟困難而盜竊的犯罪人主觀惡性要小于出于貪圖享樂和斂財為動機的犯罪人。對于前者可以更多地去考慮適用緩刑，但對后者考慮適用緩刑時，則須慎重考慮適用緩刑可能給社會帶來的不良后果。（2）過失犯罪。過失犯其實其主觀上并不想犯罪，其并不支持危害結果的出現。因此可以相信即使不對其實際執行刑罰，其也不會再去實施犯罪行為，對此類犯罪同樣可以更多地去考慮適用緩刑。（3）因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而造成的犯罪。因防衛過當或避險過當而構成犯罪的，其行為人本身主觀惡性較小，適用緩刑一般不會對社會產生危害。（4）犯罪中止、犯罪預備和某些犯罪未遂。中止犯雖然是在故意心態的支配下實施了犯罪行為，但是，他在犯罪過程中，心態已經發生轉變。犯罪預備和犯罪未遂表明犯罪造成的客觀危害不嚴重，同樣可以考慮去適用緩刑。悔罪表現是指犯罪人在實施犯罪行為后所表現出來的對自己行為的主觀心態的外在反映。犯罪行為是已經客觀存在的事實，犯罪行為人對這些事實持何種態度，這是刑事審判活動中定罪量刑的一項重要依據。只有犯罪行為人真正認識到犯罪行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這種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現，才能夠說明犯罪行為人已經從中汲取了教訓。悔罪可以表現為以下幾類：（1）以積極的行為減少因其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對其犯罪行為造成的危害積極進行協助搶救、退贓、消除影響、恢復原狀、積極賠償等等；（2）愿意接受處理、積極配合偵查工作。這包括主動投案自首、揭發同案犯、提供犯罪線索、協助公安機關破案等情形。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后，還應考慮到若對其適用緩刑，將來是否會危害社會。社會危害性是判定罪與非罪的標準，將影響到犯罪行為人應負何種刑事責任和刑罰執行方式，對犯罪分子人身危險性的預測結果關系到緩刑的適用。所以，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緩刑預測制度，內容應包括：（1）犯罪歷史。（2）個人經歷。（3）生活環境。（4）對犯罪人適用緩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過得到緩刑機會來痛改前非，這種犯罪人一般都會十分珍惜緩刑這樣的機會，約束好自己的行為，改過自新，努力去證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對這類犯罪人適用緩刑能取得較好的效果。（5）一貫品行。（6）犯罪人身體和精神條件。像患病或殘疾而喪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慮適用緩刑。相反，那些心理變態、情緒難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癮癖的犯罪人，則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緒的驅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癮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明文規定應當適用緩刑和不得適用緩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國刑法應當作出適用緩刑和不得適用緩刑的規定，以便法官在考慮是否適用緩刑時做到有法可依，筆者認為，對我國刑法“可以適用緩刑”的情形改為“應當適用緩刑”的情形，詳細表述如下：“被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誠悔罪，對其適用緩刑不危及社會秩序的，應當適用緩刑。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誠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對其適用緩刑不會危及社會的，應當宣告緩刑：（1）主觀惡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屬于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現的：（5）被脅迫、被誘騙參加犯罪的；（6）喪失危害社會能力的聾啞人、盲人及其他病殘者。不得適用緩刑的情形：（1）累犯；（2）緩刑或假釋期考驗期間再犯新罪的；（3）同時犯數罪的；（4）慣犯、教唆犯及團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屢教不改者；（5）犯罪性質嚴重或影響極為惡劣的。（6）犯罪后拒不認罪的。支持、鼓勵法官依法適用緩刑。“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這一刑法規定的適用緩刑標準，實際上是由法官根據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觀判斷。作出宣告緩刑的法官，極有可能要面對被判處緩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歸咎于法官的判斷失誤，就可能會影響到法官對犯罪人宣告緩刑的積極性，從而阻礙了緩刑功能的發揮。因此，鑒于這方面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應當支持、鼓勵法官有足夠的事實依據令其相信對犯罪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即使被判處緩刑人在緩刑考驗期間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銷緩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斷失誤的責任。另一方面還應規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規定的適用緩刑的條件對犯罪人進行審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情況下宣告緩刑，致使被判處緩刑的人在緩刑期間再次危害社會的，就應當追究原判法官玩忽職守或者濫用職權的責任。這樣可以監督法官濫用緩刑，增強法官的責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勵法官依法大膽地去適用緩刑。（二）緩刑適用程序的完善我國刑法有必要增設緩刑適用程序的規定，把人民法院的緩刑裁量權、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發言權、社會的參與權都置于陽光之下，現筆者提一些粗淺的建議：提高緩刑適用的透明度。凡判決緩刑的案件，審判人員應從犯罪情節、犯罪危害、社會影響、主觀性等在判決書中全方位依據客觀事實進行綜合論證，結合公安機關、公訴機關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見，在法律的準繩下將證據列舉分析論證適用緩刑的理由，杜絕暗箱操作。采取有效監督制約機制。法院各級領導要重視緩刑案件的審判工作，制定有關適用緩刑案件的監督辦法，采取多種形式加強管理，強化監督。既要加強對個案審理的監督、指導和把關，確保個案質量，也要強化宏觀管理，切實控制好緩刑案件的總量和質量。不但要接受檢察院的監督，同時還要主動接受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發揮本院審判監督庭的職能，對緩刑案件定期進行復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增設緩刑聽證制度。經開庭審理后，合議庭評議認為被告人可適用緩刑的，應舉行緩刑聽證會。引入緩刑聽證制度，使與案件有關的被害人、公訴人、偵查人員及被告人單位、學校、社區管理人員、村民居委會等參與人能夠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因為他們與被告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對被告人平時的表現甚至犯罪的基本情況都比較了解，對被告人能否適用緩刑的意見也比較客觀，將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作為緩刑適用的參考，能提高緩刑適用的客觀性和依據性。緩刑聽證參加人來自被告人轄區的不同地方，是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者，他們可以在對法律負責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實發表意見，這樣可能做到有理當面講，極大地保證程序上的公平公正，進而可以保證實體上的公平公正，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觀公正，也更能體現民意。再次，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權，有利于對緩刑犯的考察。一方面，通過緩刑聽證，使被告人所在轄區的公民知道了被告人適用緩刑與否的原因，極大程度地尊重了公民知情權；另一方面，有利于激發被告人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的積極性，使之自覺地參與到對緩刑犯的考察工作之中，從而改變過去對緩刑考察不好執行的窘況，是對緩刑制度的有益完善。對緩刑聽證程序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1）參加人員。包括合議庭組成人員、案件的公訴人、公安機關轄區派出所的民警、受害人及其家屬、被告人及其家屬、被告人所在單位代表、被告人單位、學校、街道辦事處、村民委員會等有關人員。上述人員除公訴人外，并非法定參加人，他們是否愿意接受法院的邀請參與聽證沒有法律上的保證，是否參加聽證會應當由其自行決定，因為對被告人是否適用緩刑提供證據并非其法定義務。筆者認為，聽證人員不需要固定模式全部參加，可以根據案件的需要，案件的關鍵人員能夠到場即可，如傷害案件的被害人、被告人的單位和住所地的管理人員等，公訴人到庭時可以征求其意見，偵查人員和其他有關的人員，如果不能到場，可以以書面形式進行反饋意見。聽證方式可以靈活掌握。但聽證人員必須是與被告人“相關”的人。（2）聽證內容。應當圍繞被告人的犯罪情節、悔罪表現、個人情況、家庭情況、社區改造環境、緩刑考察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