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權讓與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邏輯貫徹——以雙重讓與為主要分析-資料下載頁

　　

【正文】 名債權做出重要規定：債務人僅得以受通知時所能對抗讓與人(原債權人)的事由對抗受讓人。但相對于證券化債權，其讓與性不免因此遜色。因為指名債權乃基于各個具體交易關系而被創設，其個別性不容漠視；證券化債權則因流通性是其首要特性而被劃一對待，即除債權證書記載事項及由證書性質當然產生結果外，債務人一般不得以可對抗原債權人的事由對抗善意受讓人。(注：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709710。) 債權讓與中關于債務人利益之保護最為棘手之處，在于債權讓與原屬債權人和受讓人之間的合同，這種合同因缺乏公示方式而難以為債務人和第三人了解。詳言之，對于物權變動，法國法系雖采純粹意思主義，且不作處分行為和負擔行為之區分，但還是以占有的移轉和登記作為對抗第三人的要件；在德國法系，則以物權行為之形式主義，卓有成效地解決物權變動和第三人利益之保護問題。但就債權讓與而言，不管在混同債權讓與本身和買賣合同(原因行為)的法國法系，還是在區分處分行為和負擔行為的德國法系，皆不以某種形式作為債權發生移轉的要件，故有外界難以認知債權已發生移轉之事實的弊端。 由于這一弊端的存在，故有債務人可能不知債權讓與的事實，而對原債權人為清償或為抵銷等行為的情況發生。如果僅因債權已發生移轉的效果而使此等行為皆歸于無效，則債務人將躊躇于為清償，受讓人或第三人也不敢輕易受讓債權，這大大有害于債權的讓與性。基于這種考慮，《法國民法典》第1691條明確規定，如債務人在讓與人或受讓人向其通知轉讓之前，已向讓與人清償債務，則其所負義務即告有效解除。此外，該法典第1690條的規定，貌似僅針對雙重讓與而為第三人利益而設，但其中第三人并不限于受讓人之第三人，而應解釋為讓與人和受讓人之外的一切第三人，即債務人也被包括在內。因此，該規定不僅是為第三人利益，同時也是為債務人利益而設。換言之，在雙重讓與的情形，雖說債權已在轉讓合同成立之時移轉于前一受讓人，但如果未就該受讓向債務人為通知或債務人未依公證文書對其加以承認，則在債務人向第二受讓人為清償或抵銷等行為后，后一受讓人有效取得債權，債務人則解除其債務。 德國法將債權讓與視為處分行為的一種，但對讓與未采形式主義立法例，即不以特別的形式為其成立或生效要件，其結果是：債權讓與契約一旦有效成立，即使未向債務人為通知，對于包括債務人在內的一切人均發生移轉的效力。這就意味著，債務人在債權讓與后若向原債權人為清償或抵銷等行為，則此等行為歸于無效。此種欠缺公示手段的立法例，未考慮債務人可能不知讓與事實這一情形，對其利益保護之不力，顯露無遺。為對此做出補救，《德國民法典》特設第407條，明定不得以上述規定對抗善意(不知讓與之事實)的債務人；并設第408條關于雙重讓與之特別規定，強調為了債務人的利益而準用第407條的規定。如此，債務人在不知債權讓與之事實時，如向原債權人為清償或其他履行行為，或在雙重讓與的情形，向第三人(后受讓人)為此等行為，則前一情形中的新債權人或后一情形中的先受讓人不得主張債務人的履行行為不能產生債之消滅的效果，而僅能以自己乃真正的債權取得人為由向原債權人或后受讓人主張不當得利的返還。 然而，意之善惡為心理事實，其證明甚為困難，故其規定徒增債權讓與之復雜程度，削弱債權的流通性。于是，為增進債權的流通性，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雖仍采讓與無須為通知即生效力的立法例，但卻對此規則略加變更：債權讓與僅因讓與契約即生效力，但對于債務人，則以讓與人或受讓人的通知為其生效要件；對于債務人以外的第三人，則不以通知為對抗或生效要件(第297條第1款)。(注：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724。依《瑞士債務法》第167條的規定，雖然讓與人或受讓人對債務人所為讓與通知常可用來對抗債務人，但在通知前，債務人善意對原債權人，在雙重讓與時對受讓在后者為給付時，也免其責任。該規定與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的規定貌似相同，但其本質上仍然采用的是德國立法例，即債權讓與無須通知就對包括債務人在內的任何人生效，不過在未為通知時，不得以此對抗善意的債務人，而對債務人所為的通知，事實上是用來證明債務人惡意的手段。)依此規定，在債權雙重讓與的情形，雖然根據處分行為的優先次序原則，第一受讓人優先于第二受讓人取得債權，但在未為通知時，讓與的效力不及于債務人。換言之，不管債務人善意與否，只要其未受通知，即可向原債權人或任一受讓人為給付，從而免其債務。而在債務人為給付后，若受給付者并非第一受讓人，則依處分行為的優先次序原則，應由因此獲利的原債權人或第二受讓人向第一受讓人返還不當得利。顯然，此種以是否為通知作為客觀標準的立法例，一方面解決了意之善惡的舉證困難問題，另一方面更加體現對債務人之利益的保護。但就債務人以外的第三人而言，其利益保護略嫌不足。所以，在此種立法例下，受讓人應在受讓后即刻通知債務人，以保全其權利，而第三人由原債權人受讓債權時，應探詢債務人是否已受讓與之通知，以免蒙受不利。(注：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724。) 誠然，在債權讓與制度設計中如何實現對債務人利益的保護這一問題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較德國立法例為優。但盡管如此，由于其制度設計的基礎并無二致，故在法律邏輯上均存在障礙。詳言之，根據債權讓與之處分行為的性質(一經讓與即發生債權移轉的效果)及處分行為的優先次序原則(受讓在先者取得債權)，在債權雙重讓與的場合，第一受讓人既然無須為通知即已優先于第二受讓人取得債權，那么又以債務人未受通知(臺灣)或債務人善意(德國)為由否定其取得債權的效力即便這種效力的否定只是針對債務人而言，在法律邏輯上就難見圓通。因為，如果要根據讓與之處分行為的性質及優先次序原則將其邏輯貫徹始終的話，其必然結論應該是：在雙重讓與的場合，債務人只有對第一受讓人為清償，才能免其責任；倘若債務人對原債權人或第二受讓人為清償，則不管其是否為善意，或是否受有通知，均屬不適當履行，所以他必須對第一受讓人另為清償，然后請求受償的原債權人或第二受讓人返還不當得利。 于是，問題似乎在于，此種邏輯障礙是否成為德國法系在債權讓與之制度安排上的硬傷?筆者以為，依概念數學的方法進行邏輯推演，是體系化民法之立法和法律適用的基礎。但是，法律邏輯畢竟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注：梁慧星：《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頁74。)也就是說，法律上的邏輯推理是一種實踐的理性推理，它不同于純粹的理性推理之處就在于，它只是實現一定法律價值、目的的工具，必然帶有價值判斷的因素。因此，在進行制度設計和法律解釋時，不應僅僅為了追求科學的體系和方法以及實現法律形式上的可計算性，而過于注重法律概念層面的邏輯演繹，此外還必須對現實社會生活中各種各樣互相沖突的利益，根據法律的目的和一般價值予以衡量，最后求得制度安排的妥當性。具體到債權讓與的制度設計上，德、瑞民法，尤其是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首先著力貫徹處分行為乃至法律行為理論在整個民法體系中的邏輯演繹，同時也注重債權讓與中債務人利益之保護，其科學性、合理性不容置疑。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