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權讓與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邏輯貫徹——以雙重讓與為主要分析-wenkub.com

　 　

【正文】 因此，在進行制度設計和法律解釋時，不應僅僅為了追求科學的體系和方法以及實現法律形式上的可計算性，而過于注重法律概念層面的邏輯演繹，此外還必須對現實社會生活中各種各樣互相沖突的利益，根據法律的目的和一般價值予以衡量，最后求得制度安排的妥當性。 于是，問題似乎在于，此種邏輯障礙是否成為德國法系在債權讓與之制度安排上的硬傷?筆者以為，依概念數學的方法進行邏輯推演，是體系化民法之立法和法律適用的基礎。) 誠然，在債權讓與制度設計中如何實現對債務人利益的保護這一問題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較德國立法例為優。顯然，此種以是否為通知作為客觀標準的立法例，一方面解決了意之善惡的舉證困難問題，另一方面更加體現對債務人之利益的保護。該規定與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的規定貌似相同，但其本質上仍然采用的是德國立法例，即債權讓與無須通知就對包括債務人在內的任何人生效，不過在未為通知時，不得以此對抗善意的債務人，而對債務人所為的通知，事實上是用來證明債務人惡意的手段。 然而，意之善惡為心理事實，其證明甚為困難，故其規定徒增債權讓與之復雜程度，削弱債權的流通性。這就意味著，債務人在債權讓與后若向原債權人為清償或抵銷等行為，則此等行為歸于無效。此外，該法典第1690條的規定，貌似僅針對雙重讓與而為第三人利益而設，但其中第三人并不限于受讓人之第三人，而應解釋為讓與人和受讓人之外的一切第三人，即債務人也被包括在內。但就債權讓與而言，不管在混同債權讓與本身和買賣合同(原因行為)的法國法系，還是在區分處分行為和負擔行為的德國法系，皆不以某種形式作為債權發生移轉的要件，故有外界難以認知債權已發生移轉之事實的弊端。因為指名債權乃基于各個具體交易關系而被創設，其個別性不容漠視；證券化債權則因流通性是其首要特性而被劃一對待，即除債權證書記載事項及由證書性質當然產生結果外，債務人一般不得以可對抗原債權人的事由對抗善意受讓人。 保護債務人之利益的第二個難點，就是如何處理他和受讓人之安全地位的問題。雖然這種利益的相互依賴性因各國立法日益突出債權的非人格化而不應被過分強調，但債務人本來面對的畢竟只是具體交易關系中產生的債權人，而在發生債權的讓與后他卻要面對與之并無交易關系的陌生受讓人，其利益的實現難免不受到阻礙。這種立法思想濫觴于近現代債法制度，以至于各國紛紛采用不以債務人的同意作為債權讓與之要件的立法例，犧牲了債務人的一定利益。當然，德國法系輕視第三人利益之保護的做法，只是相對于雙重讓與中第一受讓人和第二受讓人誰優先取得債權而言的，這并不意味對第三人(即雙重讓與中的第二受讓人)利益的絕對忽視，因為基于原因行為所生之債，原債權人須對該第三人承擔履行不能的責任。但綜觀這些國家的立法，卻無一像法國立法例那樣，以通知債務人或債務人的承諾作為保護第三人利益的手段。)即彰顯物權得喪的公示方法，而債權讓與雖為準物權行為，但無外部表征的要求，其成立或生效并不以交付債權證書或進行登記為要件。(注：孫憲忠教授對此有精辟的分析，請參見其文：再談物權行為理論，《論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頁155以下。在英美法上，學者也認為，人類的思維把握有體物或有形變化的觀念比把握權利或其他法律關系的概念，遠為容易，在普通法上，有形的占有在訴訟中幾乎總是穩操勝券：《科賓論合同(一卷版)》(下冊)，王衛國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頁264。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220221。我國學者也認為，關于無權處分他人債權，因沒有和動產善意取得制度類似的規定，故不發生善意取得的問題。其實，這種情形和雙重買賣一樣，也體現意思自治的精神。而對于作為原因行為的負擔行為，則無次序規則，且不以負擔義務者具有處分權為必要。此種方案的副作用是削弱了對第一受讓人之利益的保護，并犧牲了邏輯上的合理性。根據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往往可以對原初的命題加以限定或放棄。(注：法國立法例上這一法理上的不圓通性，在物權變動方面表現更為明顯。既然學界一般認為日本民法在物權變動方面的立法模式，只不過是采納法國民法后來發展出來的一些理論和原則的結果，所以本文在債權讓與方面就法國立法例所做的剖析，基本上也應適用于日本民法的情形。同時，法典為進一步明確何時發生該條所謂的占有，在第1690條更設如下規定：受讓人，僅依其向債務人進行有關轉讓的通知，或依債務人在公證文書中接受轉讓的表示，始對第三人發生占有權利的效力。) 法國法所采的意思主義，程序簡單，便利交易活動，是其優點。據此，對于雙重讓與的情形，究竟由誰取得債權，在法國法上似乎應按轉讓合同之成立先后來確定，即最先成立之轉讓合同的受讓人取得債權，此乃債權在第一次轉讓合同有效成立時即已發生移轉之故也。這個標準的確定貌似簡單，實際上卻關涉民法體系中相關制度的協調一致，非分析其后隱藏的制度價值莫能得出結論。孫憲忠：《論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頁3182，難以適用于無權處分他人債權的情形。n Espa?ola de Gonzalo Hern225。欲獲致其中原因，則須剖析善意取得制度之理論根據。(2)無權利人將債權人之債權讓與給第三人后，該受讓人是否能取得債權?或者債權人和受讓人之間的讓與無效或被撤銷，致使受讓人成為無權利人，此時后手受讓人能否取得債權?對這一問題，就指名債權而言，德國、日本等國民法都無保護第三人的相關救濟。如果債權人和受讓人之間的買賣合同無效或被撤銷，那么第三人是否取得債權?對此，鑒于其不區分原因行為和讓與行為，法國法系的回答應該是：受讓人因買賣合同無效或被撤銷而成為無權利人，故第三人不能取得債權。(2)與讓與人有法律關 系的第三人，其典型例子就是雙重讓與。然而，這種制度安排只是假設了一種簡單模式，在債權讓與的這種模式中，只存在著讓與人和受讓人兩個抽象的人。如此制度安排，致使受讓人于受讓之前即有顧慮，債權之資本化的目的如何達成?何況，這一問題還涉及到第三人利益的保護(容后詳述)。反之，在法國法上，原因行為和債權讓與行為被視為一體，無因性原則更無從談起，于是債權買賣合同的無效或被撤銷，也就意味著受讓人不能有效取得債權。因為，在法國法上，只要債權買賣合同一旦有效成立，即發生債權移轉的法律效力，此點頗有利于受讓人即時取得債權。)相反，在德國法系，債權讓與本身和其應移轉債權之債權契約(原因行為)是有區別的。)同時，法國法也不區分債權讓與行為和原因行為(如買賣、贈與等)。 除此之外，在筆者看來，債權讓與制度能否發揮其效用，關鍵還在于如何確定債權讓與行為本身的法律性質。)換言之，債權讓與的安全性，須受讓人能完全取得債權而受保障，這就要求：第一，債權的讓與應不受被讓與債權的成立、存續及內容上之瑕疵(無效、消滅及附有抗辯權等)的影響；第二，應不受連續讓與中之瑕疵行為的影響。近現代各國民法逐步擴大可讓與債權的范圍，以至于將來的債權也可讓與，莫不以實現債權人之利益并推進債權的資本化為其立法指導思想；并且，只要是可讓與的債權，各國立法趨勢不再要求其讓與須取得債務人的同意，此亦為債權財產化(這意味著債權本身可成為支配權的客體)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