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已改無錯字)

　　

【正文】 中國的國內儲蓄占 GDP 的比重為 47. 9 % ,而印度則僅為 24. 8 %[ 1 —p42～73 ] 。國內金融機構對私營部門和政府及其它公共機構 的債權增長率在中國分別為 15. 9 %和 0. 2 % ,而在印度則分別為 5. 0 %和 4. 1 % ,這說明印度私人金 融活動的規模遠比中國要小得多 。一個更為重要的 、可以說明印度私人資本外流的數字是證券投資 流量 ,這個數字 2003 年在中國為正的 6. 75 億美元 ,而在印度則為負的 29. 44 億美元[ 1 —p250～251 ] ,這也就是說中國是個證券投資的流入國 ,盡管其流入量還微不足道 ,但是印度卻是個證券投資的流出 國 。通過這樣的比較分析 ,我們可以得到怎樣的結論呢 ? 就像庫茨涅茲的倒“U”字曲線所表明的 那樣 ,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尚未達到可以進行大規模社會收入再分配的階段時 ,過早地采取旨在44公平收入的再分配政策 ,對于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反而是不利的 。因此 ,無論是對于中國來說 ,還是對于印度來說 ,未來的挑戰就在于能否維持一種更加有利于 財富創造 、增加投資與就業的增長方式 ,因為只有增加投資才能增加就業 ,只有增加就業才能消除貧困 。毫無疑問 ,所有這些只有當人們具有強烈的財富創造的欲望時才是可能的 。倘若我們過度 地 、或者不恰當地去追求收入所謂的“公平分配”,那么就有可能窒息整個社會創造財富的欲望而導 致經濟增長的衰退與貧困的再現 。因此 ,我們的結論是 :在今天的中國和印度 ,擺在第一位的任務 是徹底消除貧困 ,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 ,政府應當在激勵人們創造財富的同時盡可能地增加社會保 障的投入 ,而不是大規模地推行轉移支付的政策 ,其基本的政策取向應當是保護產權和消除貧困 , 并在保護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過程中去改善收入分配中的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2. 中國必須面對的挑戰 :產權改革如何走向深化我們在前文的分析對比中已經指出 ,中國是通過產權改革而走向市場化的發展道路的 ,但是 , 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已經從根本上解決了作為經濟發展之必要前提的產權問題 。首先 ,從存量上講 , 中國土地國家所有的制度和國有制企業仍然大規模存在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其次 ,是 由居民和私人部門所創造或者擁有的大量流量財富的權利歸屬也沒有得到非常明確的認定與法律上的認可 。這些問題會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首先 ,土地國家所有使得中國的農民在某種程度上幾乎完全喪失了原本可以從土地所有權中 所獲得的收益 。不僅如此 ,還會使得農民喪失很多的發展機會 。從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來看 ,在巴 西 、印尼 、菲律賓和泰國的農村 ,由于明確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 ,土地轉讓價格上漲了將近一倍 , 而且最為關鍵的一點是 ,這些由土地價格上漲而導致的溢價收入主要是歸農民所有的[ 3 —p80 ] 。由于明確了土地所有權 ,農民 、乃至整個社會至少還可以獲得以下這些好處 :第一 ,明確了的土地所有 權不僅可以杜絕農民對于公共土地資源的濫用 ,而且還有利于促進農民對土地的投資 。第二 ,明確 了的土地所有權更容易被貸款人接受為擔保物 ,從而可以使得農民更容易獲得對土地進行投資所 需要的資金來源 。第三 ,明確了的土地所有權還可以讓農民更加自由地經營自己的人力資本 。在 秘魯 ,有了明確的土地所有權的人外出工作的時間比沒有明確土地所有權的人平均每周多 20 個小時 。在越南 ,則每年平均要多出 9 個星期[ 3 —p80 ] 。第四 ,明確的土地所有權還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 率 ,因為在土地所有權不明確的場合 ,人們會因為害怕承租人不時地提出對于土地的永久性權利而 寧愿閑置土地 。第五 ,明確的土地所有權不僅有利于土地所有者個人 ,而且也可以通過他們由于投 資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和貧困的減少而使社會的更大群體受益 。就明確的土地所有權可以帶來如此多的好處來說 ,中國太需要進行一次明確農民土地所有權的改革 ,因為中國目前農村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恰好是因為沒有明確的土地所有權而造成的 ,而且存 在于中國農村中的諸多問題幾乎與以上所列舉的各種好處是一一對應的 。比如在土地重置過程中 產生的溢價幾乎都是被政府和投資者拿走的 。由于土地所有權不明確而不能抵押 ,農民幾乎沒有 任何渠道獲得資金來經營土地 。中國的農民為什么會被稱為民工 ,而不能成為城市移民 ,也就是因 為他們在農村擁有一塊產權不明確的土地 ,農民既不能把它們變現成為進入城市投資與生活的資金 ,完成從農民到城市居民的轉型 ,又舍不得把它們棄之不管 ,于是就只能成為徘徊于鄉村與城市 之間的民工 。最后 ,在地少人多的情況下 ,農業勞動的生產率是無法得到有效的改進的 。很多地方 由于農民人數過多 ,投入土地的勞動邊際生產率甚至可能是負的 。因此 ,為了真正解決“三農”問 題 ,中國迫切需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 。僅僅依靠政府的轉移支付 、農業稅的減免 ,以及所謂的“工 業反哺”農業的做法是絕對不夠的 ,并且還可能是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 。在這方面 ,我們必須應當牢記的是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所提出的具有遠見卓識的論點 ,即 中國的問題在農民 ,而農民的問題則在土地 。只有解決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問題 ,才能從根本上解 決中國農民的貧困問題與農村未來的發展問題 。至于中國農村應當采用何種方法才能明確土地的45所有權 ,國際上可以有很多可供借鑒的經驗 。遠的不說 ,就最近的發展而言 ,泰國從 1982 年開始的 一項為期 20 年的農村土地登記制度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世界銀行對泰國這一項改革的調查 和研究表明 ,泰國這項改革的兩個預期目標都已實現 :第一 ,已經明確土地權利的農民要比沒有明 確土地權利的農民以更加優惠的條款更加安全地借到了更多的貸款 。第二 ,已有明確所有權歸屬的 小塊土地的生產率明顯增長[ 3 —p83 ] 。現在 ,我們再來進一步討論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問題 。從理論上講中國國有企業的所有權為 全民所有 ,但是實際上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歷來歸政府所有 ,所以在中國把全民所有的企業稱之為 國有企業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但是考慮到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公共部門 ,那么即使全民所有的企業 被定義為國有企業 ,它仍然是一種公共產權 。企業產權的公共所有歷來是低效率的 ,這一點已經被無數的事實所證明 。人們或許會以中國中央直屬的大型國有企業大都是盈利的為由來反對這樣的 結論 ,其實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中央直屬大企業的利潤來源就會很容易地找到正確的答案 :是市 場壟斷為這些中央直屬的大型國有企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利潤來源 。從中國今天實際情況來看 , 國有企業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構成了障礙 :第一 ,當國有企業被允許壟斷經營 時 ,其他企業就沒有了機會 ,即使政府可以在法律上認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的競爭 ,也很難創造出兩者間公平的競爭環境 。第二 ,當國有企業壟斷了某些重要的資源供給時 ,如電力和能源等 , 那么整個社會就更加容易滋生腐敗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現象是 ,國有企業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從其 所提供的資源與服務的消費者那里攫取高額費用或賄金的組織系統與辦事章程 ,其結果是一般企 業的投入成本越來越高 ,納稅人的負擔加重 ,而國有企業的收入也不見得增加 ,因為大部分非規則 收費或賄金都是被國有企業中的個人拿走了 。第三 ,當存在于國有企業中的 、不可避免的政府干預和企業經理乃至員工的較弱的責任感結合在一起時 ,又必定會導致國有企業過高的成本和不可信 賴的服務 ,而在政治和財政的雙重考慮下 ,政府主管部門注定不會有積極性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結 果國有企業就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 。第四 ,當國有企業經營效率較低 ,但是又可以通過壟斷 經營權而獲得較高的利潤 、并給予其員工較高的工資收入時 ,那么就連人們所期望的那種公共產權 可以公平人們收入的邏輯也被整個地顛覆了 ,而這正是造成今天我們試圖通過發展國有企業來增加就業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期望每每落空的原因所在 。第五 ,更為重要的是 ,當我們一方面維持國有 企業的產權制度保持不變 ,另一方面又因為缺乏好的企業制度和企業家資源而不得不大量引進外 國直接投資的時候 ,中國本土的民營企業和私人部門的發展就會因為遭受來自國有企業和跨國公 司的雙重“壓迫”而難以成長 ,而這將會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變得難以持續 ,因為中國沒有堅 實的微觀基礎 ———真正屬于中國自己的企業 。其實中國今日資本市場的糟糕表現與國際競爭中缺少自己的品牌等現象再也清楚不過地證實了我們所說的論點 。面對這樣的狀況 ,我們可以說 ,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個根本無法回避的問題 。為了實現 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中國必須勇敢地去面對這樣的挑戰 。為什么說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個 挑戰呢 ? 因為 ,盡管向更為合理的產權結構的轉變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和社會財富的增加 ,但是 ,在 產權關系發生變化的過程中總會引起社會關系的一定程度的緊張 。因為產權制度的變更總是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其中的一些社會成員獲得了更多的利益 ,而另外一些社會成員則只能獲得較少的利 益 ,甚至還有一些社會成員只能在改革奏效后的經濟增長中才能獲得由產權改革所帶來的利益 。 除了這種時間上的差異之外 ,產權改革還會導致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損失 。因此 ,在任何國 家的任何時候 ,產權改革必定會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抵觸甚至反對 ,于是任何產權改革都是政府所必 須面對的一種挑戰 。面對這樣的挑戰 ,政府所要做的是如何選擇好的改革方法和合理的改革程序來讓更多的人能 夠通過改革而得益 ,而不是因為有人反對就停止必要的產權改革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不要把改革 的公平性問題與改革的必要性問題混為一談 ,至于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更是需要加以甄別來判斷46其真偽 。比如 ,在最近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辯論中 ,有人以國有企業工人失業和下崗人數的多少來 判斷其改革正確與否 ,認為只要國有企業失業和下崗的人數多了 ,改革就是失敗的 。對于這樣的論 點 ,假如我們持贊同的觀點 ,那么國有企業的改革便無從談起 。其實對于這個問題的正確理解應當 是按照以下的邏輯展開才是對的 :第一 ,通過二十多年的改革 ,隨著國有企業數量的逐步減少和民 營企業數量的不斷增加 ,整個社會的就業量是增加的 。從統計數據來看 ,中國通過改革和經濟增長 所增加的就業人口要比原來就業總量的一倍還要多 。第二 ,這意味著國有企業因為產權改革而造成 的失業與下崗只是一個存量概念 ,而不是一個流量概念 。從流量概念來看 ,國有企業中因為產權改 革而失業或者下崗的員工其實有很高的比例已經在就業了 ,因此 ,用存量概念來替代流量概念是很 不科學的 。第三 ,如果因為這樣的改革而使得原來在國有企業拿著“鐵飯碗”的員工現在處在一種需 要積極地進行競爭的工作狀態 ,那么這正是改革本來就想要達到的目標 。 第四 ,少部分因為缺乏人 力資本而不能找到新的就業機會的人 ,應該是由政府有關部門為其提供職業培訓來增加其市場就 業機會和求職競爭力的 ,如果這里存在什么問題 ,那么也不是改革的錯 ,而是因為政府有關部門的 服務存在問題才造成的 。第五 ,至于那些已經喪失就業能力或者到了退休年齡的人 ,本來就應當通 過政府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把他們養起來的 。如果他們的生活有困難 ,那么同樣也不是改革的錯 , 而是政府在推進改革的時候 ,對社會保障缺乏足夠的投入所引起的 。總之 ,試圖用國有企業下崗失 業人數的增加來否定國有企業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已經取得的成果 ,不僅是沒有道理的 ,反而會把正 在進行中的國有企業改革引向歧路 。更近的一個例子就是關于中國出售國有資產的爭論 。出售國有資產應該是一個有利于所有人 的好方案 ,它可以把工廠和其他生產資料轉讓給那些能最有效地利用這些財產 、并能按照資產在市場經濟中應有價值出價的人的手中 。但是這樣的產權改革為何在中國會變得困難重重 ,關鍵的問 題在于 :第一 ,是人們對資產的理解存在片面性 ,以為有形的實物資產才是資產 ,一旦通過出售而變 成貨幣形態的資產就認為這已經不是資產 ,而僅僅只是“一筆錢”,有形的實物資產是可以用來生產 財富的 ,而錢則是會被花掉的 ,毫無疑問 ,這是一種自然經濟的觀點 。 第二 ,人們習慣于用事后評價 的方法來評估準備轉讓的國有資產的價值或者價格 ,然而就像我們起先就已指出的那樣 ,國有產權之所以需要轉讓 ,就是因為它被控制在那些不能產生被轉讓以后才能具有的生產率的人的手里 ,國 有資產被轉讓以后之所以會有更高的生產率和產出率 ,實際上是因為購買者追加了屬于他個人的 人力資本投資以后才形成的 ,所以簡單地以事后的產出率來評估事前的資產價格 ,然后來評說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