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免費閱讀

　　

【正文】 因為沒有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 ,市場力量無法有 效地發揮作用 。但是 ,在加入了以上這些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以后 , 在一個高度流動的和壽命周期較長的社會里 ,人們就有可能通過相應的努力 ,在現世的一生中就完 成傳統的“業報輪回”,進而擺脫按種姓所確定的終身外殼 。但是這樣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 ,除非印度的經濟增長就此止步 。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印度人口中的識字率很低 ,文盲率比起中國來要高得多 ,這就決 定了印度底層勞動者的行為能力必定要比中國低得多 ,以致印度雖然能夠參與國際軟件分工 ,但是卻不能大規模地進行制造 ,同時也決定了印度的企業為何在成長到一定規模以后就必須到海外市場去 尋求機會的發展邏輯 。處在最低層的則是首陀羅或農民種姓 。如果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概括 ,那么中國在傳 統社會所形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及“不患寡 、患不均”的財富觀可能是 導致我們過分崇拜公權和鄙視私有財產 、重視財富分配和忽略財富創造的重要原因 。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 。第四 ,再從動態的角度來講 ,伴隨著國有企 業產權改革而來的經濟增長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還將會使政府的權威性得到真正的提高 。我們這樣說的根據是 :第一 ,借助于國有企業 的產權改革 ,可以促使政府轉變職能 。但是這樣的產權改革為何在中國會變得困難重重 ,關鍵的問 題在于 :第一 ,是人們對資產的理解存在片面性 ,以為有形的實物資產才是資產 ,一旦通過出售而變 成貨幣形態的資產就認為這已經不是資產 ,而僅僅只是“一筆錢”,有形的實物資產是可以用來生產 財富的 ,而錢則是會被花掉的 ,毫無疑問 ,這是一種自然經濟的觀點 。從流量概念來看 ,國有企業中因為產權改 革而失業或者下崗的員工其實有很高的比例已經在就業了 ,因此 ,用存量概念來替代流量概念是很 不科學的 。因此 ,在任何國 家的任何時候 ,產權改革必定會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抵觸甚至反對 ,于是任何產權改革都是政府所必 須面對的一種挑戰 。第四 ,當國有企業經營效率較低 ,但是又可以通過壟斷 經營權而獲得較高的利潤 、并給予其員工較高的工資收入時 ,那么就連人們所期望的那種公共產權 可以公平人們收入的邏輯也被整個地顛覆了 ,而這正是造成今天我們試圖通過發展國有企業來增加就業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期望每每落空的原因所在 。現在 ,我們再來進一步討論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問題 。因此 ,為了真正解決“三農”問 題 ,中國迫切需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 。第四 ,明確的土地所有權還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 率 ,因為在土地所有權不明確的場合 ,人們會因為害怕承租人不時地提出對于土地的永久性權利而 寧愿閑置土地 。這些問題會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首先 ,土地國家所有使得中國的農民在某種程度上幾乎完全喪失了原本可以從土地所有權中 所獲得的收益 。通過這樣的比較分析 ,我們可以得到怎樣的結論呢 ? 就像庫茨涅茲的倒“U”字曲線所表明的 那樣 ,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尚未達到可以進行大規模社會收入再分配的階段時 ,過早地采取旨在44公平收入的再分配政策 ,對于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反而是不利的 。因為與上述這些國家和地區 相比 ,中國和印度讓更多的人享受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 。 在度過了經濟增長的這個早期階段 ,與資本相比勞動會成為相對稀缺的要素 ,于是工資率就會迅速 上漲 ,而資本報酬則會逐漸遞減 。假如我們從一個既定的基尼系數出發 ,經濟增長的結果導致了基尼系數不斷地趨于下降 ,那么我們就有理由說經濟增長的成果被越來越多的 人所分享了 。假如一個國家 的收入分配過于懸殊 ,那么就會出現儲蓄率過高和內需不足的問題 ,這時宏觀經濟增長就會因為投 資增長過快 (因為儲蓄過多而資本價格下降 ,也就是利息下降所致) 、國內居民消費不足而過多地依賴于出口貿易 。假如中國通過加工貿易而進口了更多的外部資源 ,那么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就 會導致中國資源危機的說法就是沒有根據的了 。但是 ,在印度 ,與其教育結構比較相匹配的 ,既可以接納 低素質勞動力 、又可以吸收高素質人才的服務業卻可以得到相對較快的發展 。第三 ,從勞動力市場來看 ,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在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得多 ,所以中國就要比印 度更加有利于制造業的發展 。在履行合同方面 ,法院執行所需要花費的時間在中國為241 天 ,而在印度則需要 425 天 。然而 ,在動態中 ,這一舉措又會進一步惡化政府的財政結構 ,因為在下一期的政府財政 支出中就必須用更多的財政收入去歸還上期政府債務的本金和利息 。與中國不同的是 ,印度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則主要來自所得稅 、利得稅 、資本收益 稅和國際貿易稅 ,而其支出則主要用于國內外債務利息的支付 ,大致要占到其支出總額的 30 %左右 (2003 年的數據) [ 1 —p242～243 ] 。在 1990 年時 ,其農業占 GDP 的比重為 31 % 、工業占 GDP 的比重為 28 % 、制造業占 GDP 的比重為 17 % 、服務業占 GDP 的比重則高達 4l % 。3. 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增長道路不同從歷史上看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遵循人們所熟悉的增長道路 ,即第一步摒棄農業 ,轉向制造 業 ,再后來則轉向服務業 ,并以此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 。相反 ,印度軟件生產的產業鏈相當短 ,并且其產業溢出效應也比較小 ,因此 ,印度的軟件生產 只創造了有限的就業機會 ,并且還發生了“軟件新貴”與普通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上的巨大鴻溝 。德國工業化早期曾經盛行李斯特主義 ,美國在走出工業化發展的 第一步時所遵循的是漢密爾頓主義 ,日本和東亞諸經濟體能夠成為規模不等的制造業生產國 ,在很 大的程度上是因為得到了政府出口補貼等經濟政策的支持 。面對這樣的初始條件 ,印度在開始對外開放時所能做出的選擇只能是對外投資和自由貿易 。第三 ,中國城鄉居民雖有很高的儲蓄傾向 ,但是由于企業和企業家的高度稀缺而不能把國內的儲蓄有效地轉化為生產性的資本來增加國民財富和居民收入 。由此 帶來的結果是 : 從 1992 年改革開放至今 , 印度的 GDP 已經翻了一番多 , 其人均 GDP 提高 了 近 4 倍[ 3 —p26 ] ,并且和中國一樣 ,印度也非常顯著地減少了貧困 。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 ,經濟增長與產權改革及私人企業的發展表現出高度38的正相關性 。為了證實我們的這一看法 ,我們就需要對中國和印度間的差異加以分析 。最后 ,從長期來看 ,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可以為世界創造一個規模空前巨大的新興市場而使世界各國都有可能分享中 國和印度經濟增長的成果 。當然 ,要發生這樣的變化 ,一個充分條件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必須同 時并進 ,因為城市可以創造更多的消費活動 ,城市生活需要更多的社交 ,城市的生活費用通常也要 比鄉村更加昂貴 ,而且城市的工作與生活節奏也要比鄉村快得多 。在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 ,我們不僅看到發生了在他們各自國內的階級分化與收入分配對于資本的過度傾斜 ,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貧困 ,而且還看到了由西方國 家的殖民活動與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世界性貧困的增長 ,從而使得整個世界日益被分化為發達 的工業化富國與不發達的發展中窮國 。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增長與崛起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亞洲的復興是從 1950 年代開始的 ,但是走出亞洲經濟復興第一步的并不是中國和印度 ,而是 日本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 ,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以及南亞地區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 ,其 領 軍 人 物 分 別 是 中 國 和 印 度 。中國還需要深化以農民土地所有權 、國有企業所有權和私人財產所有權為重點的產權改革 ,印度則需要改革其限制社會流動 、壓抑經濟活力和削弱人力資本投資的種姓制度 。 由于制度環境和初始條件不同 ,中印兩國的發展模式也不同 ,這表現在市場化路徑 、開放模式和增長道路 的差異 。這樣的增長速度已經使得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趕上了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經濟體 。在西方國家進行殖民擴張以前 ,印度是后來成為西方殖民地國家中唯一的工業品出口國 ,即使到了英國對印度進行殖民地統治以后的一段時間里 ,印度的工業規模仍然要比其他任何 一個歐洲殖民地的工業規模都要大 。 由于中國與印度都是世界人口大國 , 兩者加總以后的人口總數要占到世界總人口的 40 %左右 ,因此發生在這兩個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從一開始就具有世界意義 。無數的事實證明 ,人權 狀況的改善極大地依賴于經濟上的脫貧 。第三 ,如果說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有效地解決世界存量人口的貧困問題 ,那么從流量的觀點來看問題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將對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長做出更為積極的貢獻 。第五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為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動力 。所以 ,即使從表面現象來看 ,也無法把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簡單地定義為兔子與烏龜之間的 競賽 。 因此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 ,中國開始正式引入產權和私人企業制度 。印 度大致上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開始減少貿易限制的改革 ,但是真正的自由化改革則是從 1992 年才開始的 。在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 ,中國的初始條件是 :有數量龐大的過剩勞動 ,但沒有真正意義上 的企業 ,也沒有真正的企業家 ,并且還是一個典型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 。 當印度開始改革與開放時 ,它所面臨的初始條件與中國是非常不同的 ,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特點 :有比中國更好的企業制度和比中國更好的金融體系 。而中國卻因為存在語言等方面的障礙 ,在這 方面反而沒有比較優勢 。在我 們看來 ,這樣的觀點并不正確 。但是 ,問題就在于 ,在 以上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制約因素中 ,究竟是何種制約因素對經濟增長構成了更大的障礙呢 ? 世界銀行 2005 年度的世界發展報告通過調查和研究表明 ,在構成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各種制約因素 中 ,名列首位的并不是制度 、技術和金融體制等軟性因素 ,恰好是人們通常都認為并不重要的基礎 設施[ 3 —p11 ] 。到了 2003 年 ,以上這些數據相應地變化為 15 % 、52 % 、39 %和33 % 。從統計數據來看 ,中國和印度在投資環 境和商業環境上大致存在以下差異 :第一 ,從投資環境來看 ,中國有比印度更好的基礎設施 ,因此 ,中國要比印度更適合發展制造 業 。此 外 ,再考慮到印度的土地基本上歸私人所有 ,所以印度的地方政府是很難以土地批租這樣的方式來 籌措改善投資環境所必需的基礎設施投資 。財產登記注冊在中國只需要 32 天 ,而在印度則需要 67 天 。以 2003 年的數據為例 ,政府腐敗構成企業發展限制的數值在中國為 27. 3 % ,而在印度則要高達 37. 4 % ,要比中國整 整高出了 10 個百分點[ 3 —p246 ] 。正如我 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那樣 ,服務業通常總是可以分為高端與低端兩種不同類型的部門 ,前者如金融與貿易等 ,后者如商品零售與交通運輸等 ,所以在服務業中就業的可以是高級人才 ,也 可以是素質較低的普通勞動者 ,這也就是說 ,服務業所需要的勞動者并不一定都是均質的 。在這里我們特別不能接受的是這樣一種觀點 ,即中國通過對外開放而成為世界加工廠會導致 中國資源枯竭和環境遭到破壞的說法 。我們試圖從三個角度來分析中印兩國可能面臨的挑戰 。假如基尼系數為 1 ,那么就意味著社會收入分配達到了 最不公平的程度 ,即社會中最富有的那些人 100 %地獲得了社會的所有收入 。但是 ,當一國借助于市場經濟制度和工業革命 而開始發生經濟增長時 ,原有的那種社會收入分配結構就會被迅速地打破 ,那些擁有生產率相對較 高的要素所有者 ,或者擁有某種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的收入就會相對較高 。首先 ,從基尼系數來 看 ,中國為 44. 7 % ,印度為 32. 5 % 。從 2003 年的統計數據來看 ,中國的國內儲蓄占 GDP 的比重為 47. 9 % ,而印度則僅為 24. 8 %[ 1 —p42～73 ] 。2. 中國必須面對的挑戰 :產權改革如何走向深化我們在前文的分析對比中已經指出 ,中國是通過產權改革而走向市場化的發展道路的 ,但是 , 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已經從根本上解決了作為經濟發展之必要前提的產權問題 。第三 ,明確了的土地所有權還可以讓農民更加自由地經營自己的人力資本 。中國的農民為什么會被稱為民工 ,而不能成為城市移民 ,也就是因 為他們在農村擁有一塊產權不明確的土地 ,農民既不能把它們變現成為進入城市投資與生活的資金 ,完成從農民到城市居民的轉型 ,又舍不得把它們棄之不管 ,于是就只能成為徘徊于鄉村與城市 之間的民工 。遠的不說 ,就最近的發展而言 ,泰國從 1982 年開始的 一項為期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