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權讓與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邏輯貫徹——以雙重讓與為主要分析(留存版)

　　

【正文】 )，王衛國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頁262263。)換言之，債權讓與的安全性，須受讓人能完全取得債權而受保障，這就要求：第一，債權的讓與應不受被讓與債權的成立、存續及內容上之瑕疵(無效、消滅及附有抗辯權等)的影響；第二，應不受連續讓與中之瑕疵行為的影響。因為，在法國法上，只要債權買賣合同一旦有效成立，即發生債權移轉的法律效力，此點頗有利于受讓人即時取得債權。(2)與讓與人有法律關 系的第三人，其典型例子就是雙重讓與。n Espa?ola de Gonzalo Hern225。) 法國法所采的意思主義，程序簡單，便利交易活動，是其優點。根據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往往可以對原初的命題加以限定或放棄。我國學者也認為，關于無權處分他人債權，因沒有和動產善意取得制度類似的規定，故不發生善意取得的問題。)即彰顯物權得喪的公示方法，而債權讓與雖為準物權行為，但無外部表征的要求，其成立或生效并不以交付債權證書或進行登記為要件。雖然這種利益的相互依賴性因各國立法日益突出債權的非人格化而不應被過分強調，但債務人本來面對的畢竟只是具體交易關系中產生的債權人，而在發生債權的讓與后他卻要面對與之并無交易關系的陌生受讓人，其利益的實現難免不受到阻礙。此外，該法典第1690條的規定，貌似僅針對雙重讓與而為第三人利益而設，但其中第三人并不限于受讓人之第三人，而應解釋為讓與人和受讓人之外的一切第三人，即債務人也被包括在內。顯然，此種以是否為通知作為客觀標準的立法例，一方面解決了意之善惡的舉證困難問題，另一方面更加體現對債務人之利益的保護。因此，在進行制度設計和法律解釋時，不應僅僅為了追求科學的體系和方法以及實現法律形式上的可計算性，而過于注重法律概念層面的邏輯演繹，此外還必須對現實社會生活中各種各樣互相沖突的利益，根據法律的目的和一般價值予以衡量，最后求得制度安排的妥當性。該規定與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的規定貌似相同，但其本質上仍然采用的是德國立法例，即債權讓與無須通知就對包括債務人在內的任何人生效，不過在未為通知時，不得以此對抗善意的債務人，而對債務人所為的通知，事實上是用來證明債務人惡意的手段。但就債權讓與而言，不管在混同債權讓與本身和買賣合同(原因行為)的法國法系，還是在區分處分行為和負擔行為的德國法系，皆不以某種形式作為債權發生移轉的要件，故有外界難以認知債權已發生移轉之事實的弊端。這種立法思想濫觴于近現代債法制度，以至于各國紛紛采用不以債務人的同意作為債權讓與之要件的立法例，犧牲了債務人的一定利益。(注：孫憲忠教授對此有精辟的分析，請參見其文：再談物權行為理論，《論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頁155以下。其實，這種情形和雙重買賣一樣，也體現意思自治的精神。(注：法國立法例上這一法理上的不圓通性，在物權變動方面表現更為明顯。據此，對于雙重讓與的情形，究竟由誰取得債權，在法國法上似乎應按轉讓合同之成立先后來確定，即最先成立之轉讓合同的受讓人取得債權，此乃債權在第一次轉讓合同有效成立時即已發生移轉之故也。欲獲致其中原因，則須剖析善意取得制度之理論根據。然而，這種制度安排只是假設了一種簡單模式，在債權讓與的這種模式中，只存在著讓與人和受讓人兩個抽象的人。)相反，在德國法系，債權讓與本身和其應移轉債權之債權契約(原因行為)是有區別的。近現代各國民法逐步擴大可讓與債權的范圍，以至于將來的債權也可讓與，莫不以實現債權人之利益并推進債權的資本化為其立法指導思想；并且，只要是可讓與的債權，各國立法趨勢不再要求其讓與須取得債務人的同意，此亦為債權財產化(這意味著債權本身可成為支配權的客體)的邏輯結論。美國學者在闡述英美法上的合同權利讓與時有相似的論述：如果承認受讓人獲得的是法定產權(legal title)，就會削弱對債務人的保護。其目的不僅僅是要在既有的讓與規則中為雙重讓與問題尋找答案，以消除理論上的謬誤，同時也試圖藉此揭示讓與規則背后隱藏的價值功能，并在此基礎上為其發展提供某種指導思想。債權讓與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邏輯貫徹——以雙重讓與為主要分析對象法學論文 一、問題的緣起 我國新合同法主要效仿歐陸各國立法例，就債權讓與做出了較為詳盡的規定。 二、對讓與人和受讓人之利益的保護：債權讓與之法律可能性和安全性的基礎 債權的財產化意味著債權從人身關系到純粹經濟關系的一個質變。：《科賓論合同(一卷版)》(下冊)，王衛國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頁255。 債權人得自由讓與其債權，只是在法律上使債權轉讓成為可能。后者僅發生應移轉債權之債務，(注：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704705。但事實上，債權讓與并非如此簡單，第三人的介入往往使此種模式更趨復雜。學者普遍認為，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主要是建立在交易安全和便利之確保上，占有之公信力為其不可欠缺的基礎。(注：應指出的是，在不區分原因行為和債權讓與行為的立法例下，債權既然在第一個買賣合同成立時即已移轉，那么原債權人再次出售其債權雖然在生活中會經常發生，但在法律上應無可能，因為他此時已無權處分該債權。孫憲忠：《論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頁470。(注：關于雙重買賣是合同自由原則的體現這一結論，請參見拙文：試論雙重買賣，《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但就債權讓與來說，雖然它有效區分了債權契約性質的原因行為(如買賣、贈與等)和準物權行為性質的債權讓與本身，從而解決了上述法國法中的一些邏輯悖論，但其優越性畢竟不似物權行為理論，難為第三人利益提供有效保護。 然而，債權畢竟是特定人之間的一種相對權，它基于各個具體的交易關系而被創設，并各自反映其交易關系的特異性。 由于這一弊端的存在，故有債務人可能不知債權讓與的事實，而對原債權人為清償或為抵銷等行為的情況發生。)依此規定，在債權雙重讓與的情形，雖然根據處分行為的優先次序原則，第一受讓人優先于第二受讓人取得債權，但在未為通知時，讓與的效力不及于債務人。具體到債權讓與的制度設計上，德、瑞民法，尤其是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首先著力貫徹處分行為乃至法律行為理論在整個民法體系中的邏輯演繹，同時也注重債權讓與中債務人利益之保護，其科學性、合理性不容置疑。而在債務人為給付后，若受給付者并非第一受讓人，則依處分行為的優先次序原則，應由因此獲利的原債權人或第二受讓人向第一受讓人返還不當得利。基于這種考慮，《法國民法典》第1691條明確規定，如債務人在讓與人或受讓人向其通知轉讓之前，已向讓與人清償債務，則其所負義務即告有效解除。)在這種關系中，債權人和債務人之利益的實現往往唇齒相依、互為條件。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68注釋1。(注：這里不發生第二受讓人之善意取得的問題，其理由見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王書江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頁24。該方法經常被應用于具體的法律問題，以便調和權威性文本中的矛盾，并從中得出新的學說和規則。這一點和后述德國立法例迥然相異。但就債權而言，卻很難以占有作為正當理由和權利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