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三農存在的問題及探源-文庫吧資料

　　

【正文】 或應付上級檢查等，許多基層官員在無法拿出實績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弄虛作假追求短期效果的方式，依靠行政命令強行推進的所謂發展項目在各地上演了一幕幕“坑農害農”鬧劇；上級領導蒞臨之前，基層突擊整修道路、殘垣斷壁，樹牌子、掛展板，粉刷墻體、植樹鋪草等還算好的，更有甚者雇傭群眾穿羊皮、白編織袋等趴在遠山冒充羊只，修建假養殖場臨時借牲畜充數迎接檢查以示畜牧業大發展，修建只有公路一面有的“獨面墻”粉飾建設成就；給上級領導要去的村改造水、電、路、翻修房屋庭院，購買家用電器等虛構繁榮……凡此種種，敗壞了政府公信力、干部形象和政風、黨風、民風，疏離了黨群干群關系，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和土地等資源的同時，還為以后 “三農”工作增加了相當大的難度。基層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勞民傷財嚴重。燒散煤供暖也要兩噸以上才勉強夠用，投入也要兩千元左右。農村廚房多數使用煤炭和柴禾，冬季取暖則普遍直接采用蜂窩煤爐或用自備煤爐燒“大煤”供暖氣，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總體上浪費量非常巨大。農村能源消耗及其經濟投入巨大。由于地下水位連年下降，近年我地群眾原有水井也多數需要加深，新打井已經超過百米，每戶資金投入達到10000余元（其中部分井還因為污染等原因廢棄）。這些村有少數因管理比較規范，設施維持使用了下來，但更多的村因為機井水位下降，機泵、管線損壞無力修復，水費無法收繳，個人與集體債務糾紛導致設施人為損毀，農戶偷水澆菜、澆樹無法管理，水壓不足，部分群眾集了資，管也入了戶，但卻吃不上水等等原因，導致國家投入巨資興建的自來水工程根本沒能發揮多少作用。在農村飲水問題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大量在自家庭院打自備井，北方開始時一般打50米左右不等，每戶投資在數千元。農村的田間路許多被兩邊農民侵占，使得原本可以行駛拖拉機、收割機的道路只剩下僅能容許單人行走的寬度，甚至有的田間路被私自開墾圈占，造成交通阻斷。缺乏統一規劃管理，侵街占道等問題導致道路狹窄通行不暢問題普遍存在，無法滿足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需要，嚴重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和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小產權樓盤開發、農民私自出售土地做家族墓地，以及開發商與基層部門干部勾結，以“公益性公墓”建設為名違法違規占地，行非法銷售墓地牟取暴利之實，造成耕地被大量侵占浪費。建設用地閑置和耕地浪費嚴重。這個問題如果不盡快加以妥善解決，應該說我們的農村已經埋下禍亂的根源。各種人多地少的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各類人少地多的不愿交出土地，各種土地相關的利益糾葛、矛盾糾紛錯綜復雜，出租（賣）土地的因法律和政策上只是（有權）享有了承包期內的權益，到期后要向政府和村集體要求新的權益；未（少）出賣（出租）土地的農戶，尤其是因政府征地造成的因未（少）得到土地出讓金的農民，肯定不允許將自家承包地歸入集體和“出賣”土地農民重新平均分包；如果政府和村集體無力償付土地使用者地面附著物，也無力贖買（轉租）未出讓土地者土地和平衡各種利益訴求，造成屆時土地將根本無法收回或重新分配。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農村土地30年不變政策施行后，農村基本上不再變地，普遍實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政策，造成大量出現人少地多和人多地少兩極分化（包括部分死人和非農戶口人有地，部分活人和農村戶口人無地）的情況。由于許多農民將責任田的全部或一部分置換到靠近宅基地，一并連片建設圍墻等永久性建筑，這就造成幾乎所有新增宅基地，都是實際建設使用面積遠遠大于宅基地使用證規定面積的情況。進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多數村干部開始廉價變賣未發包的集體房產、土地，村干部吃回扣的同時，所賣資金也全部“做賬”公用支出，或吃喝招待，或充抵農業稅，或搞所謂公益設施建設等等，多數村賬面普遍沒有盈余，只有少則幾萬，多則數十萬、過百萬的集體欠賬，欠賬還不起就用剩余集體資產抵債，沒有資產的就一直拖欠；為便于耕種管理，大量農民開始互相“換地”。（一）、分包到戶后，政府對農村土地的管理弱化，農村土地制度的根基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沖擊。四、多數農村搶占集體土地和責任田建房、越界建房，隨意侵街占道、建筑材料、柴草和垃圾亂堆亂放，農民隨意侵占集體土地等問題普遍嚴重。據聞國際醫療衛生機構調查顯示，我國農民因勞損導致風濕骨病發病率為世界第一，這與我國農民的高強度體力勞動不無關系。由于缺乏科學規范生產管理，農產品生產普遍大量施用農藥、化肥和除草劑，養殖業普遍大量使用化學添加劑，破壞了自然生態平衡，破壞了土壤結構、成分，形成化學產品依賴的惡性循環，殘留藥害進入自然循環系統，進入農業產業鏈，進入農產品及食品工業產品之中，毒副作用長期影響人民身體健康。（六）、農村垃圾亂堆亂放，普遍無人清理。由于基層管理功能嚴重弱化，部門執法不力，干部以權謀私等原因，部分群眾投資建設和開墾的目標逐漸就近轉移到湖塘河道，圍湖造田、填充河道和村內池塘搞建筑的現象普遍發生，土地、水利、環保等部門為部門和個人創收給予方便，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罰款收費了事，村級干部出賣集體池塘、河灘、溝渠，或者是無力管理群眾私搭亂建，這就造成許多地方抵御洪水的能力嚴重降低。部分群眾或圖方便，或出于對立情緒故意縱火，致使包括秸稈焚燒現象在內的失火現象屢禁不止。所以往往是一個村的山著火了，開始只有本村幾個村干部和護林員（有的帶幾個家屬親友）打火，火大了鄉鎮干部趕來召集附近村的幾個村干部來幫助打火，多數群眾在山下看笑話或在家假裝不知道。（四）、山林防火成為基層的老大難問題。治理散養放牧工作成為與養殖戶打游擊的持久戰，普遍推進舍飼圈養在可以預見的長期內根本無法完成。相當一部分農村的飲水安全問題長期受到威脅，由于地下水遭到污染，許多村農民不得不靠購買桶裝水或長途跋涉找親友借水甚至拉泉水艱難生活。（二）、工藝落后分散的小化工、小冶煉、小造紙廠、琺瑯等小手工作坊等大量消耗能源、產生大量有毒有害“三廢”的低水平產業在農村大量重復建設，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條件極端惡劣，浪費消耗了國家寶貴資源。面風聲緊的時候，基層部門會事先通風報信，然后象征性的派人出具停工通知、限期整改之類的書面材料，留下“痕跡”以示曾經作為，遇到上面查的嚴，會挑選幾家靠山不硬、出血不多的替罪羊執法，應付風聲過后便統統照常復工。（一）、非法濫采濫挖礦產資源行為遍地開花，造成國家戰略資源遭到重大損失，安全事故頻發，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三、農村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遭到嚴重破壞，農民生活條件局部嚴重惡化。在農村許多地方，損公肥私、損人利己、仗勢凌人、虛偽欺詐已逐漸形成風氣。因村干部和老知情人怕得罪人，沒人主持公道，往往是誰弱小誰受欺負吃虧，而在其間基層干部的缺位、不公和軟弱無力又加劇了相關問題的嚴重程度。有些財政比較緊張的地方政府在征地拆遷等工作中，采取給失地群眾辦理低保或養老保險解決后顧之憂的方式解燃眉之急，其實是只顧眼前的拆東墻壘西墻，當政策環境不再有寅吃卯糧機會的時候，相同情況不同待遇的問題又集中爆發，往往因此造成群體性事件。農村低保評定方面，政策規定的困難戶整戶享受低保的規定被執行為被定為困難戶的其中一人享受低保待遇，全村范圍內真正的苦難戶比較固定的（少數地方還不固定）一人吃低保，其他本不符合要求的群眾由村干部選擇性輪流坐莊享受照顧的方式。隨著近年來學校的撤并，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管護問題也凸顯出來，原本可以就近上幼兒班的兒童多數沒有條件到遠處的村或縣城就學，只能在家由祖輩照看，不僅早期科學的教育開發無從談起，兒童發生意外傷害、走失和被拐賣的現象頻繁發生。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生活成本越來越高，群眾組織化體系瓦解，人情日漸淡漠等問題突出的基礎上，農村弱勢群體孤苦無依的現象普遍存在，名義上有子侄輩負責的鰥夫、寡婦往往落得平時不被關心照顧，生活條件極度惡劣，死后遺產被瓜分的悲慘命運。人人唯私不擇手段，一切向錢看，搶劫偷盜、騙貸騙婚、拐婦賣孺、笑貧效娼、恨有笑無、假冒偽劣、虐親不孝、仗勢凌人、賭博涉毒等丑惡現象沉渣泛起，民族傳統中的劣根性充分顯露，人與人之間義斷親疏，重為一盤散沙。（六）、土地分包到戶后，農村“分公利私”、“損公肥私”“損人利己”逐漸成風，坑蒙拐騙等現象開始大行其道，農村社會心理普遍發生變化。伴隨著經濟社會形勢的變化，原本行之有效的許多行政執法手段效果和覆蓋面也趨于弱化，社會管理行政調解難和法律判決執行難普遍存在，而用黑道潛規則效果往往立竿見影，這也從側面為黑道填補社會權利真空創造了條件。（五）、分包到戶原有管理體系弱化后后，文化大革命混亂階段造就的一批問題青少年也猶如猛獸出籠，利用法制和社會管理漏洞，受新舊歷史傳統和西方流行文化影響，成為為害一方的流氓混混，伴隨著國家嚴厲打擊、國家和地方政策調整以及私營經濟的發展，這些人除了部分改邪歸正外，不少被用“以匪治匪”（對付收稅難、計生難等）的意圖利用，進入基層干部黨員隊伍，要么通過巧取豪奪、坑蒙拐騙偷等成為擁有較大經濟實力和合法經營實體的地頭蛇，甚至有的建立或加入了黑社會或幫會組織。實際情況則是學習人員無法保證，學習資料純屬后補，學習效果生編硬套。由于前些年造成的新發展黨員人數少，黨員年齡結構老化，中青年黨員多數常年外出打工，即使平時在村的也因就業謀生等原因無法及時召集，再加上有的黨員因發展黨員、選舉之類的“政治斗爭”或“避嫌”或與部分干部、黨員形成對立等原因故意不參加會議，多數村支部負責人平時無力也沒有意愿組織多數黨員參加的會議，鄉鎮干部一般情況下只能聽取村干部的意見，黨員們只有到了發展黨員、選舉的時候，為了某種利益才能差不多聚齊，所以平時基層黨組織的組織生活基本廢止，黨員隊伍管理嚴重渙散無力。兩委換屆賄選行為已經司空見慣，每屆三年的短短任期，許多村干部互相勾心斗角，掣肘拆臺接連不斷，各自積蓄力量，到期換屆時又是一場集中交鋒，如此權利之爭循環往復，黨員隊伍之間、黨員和群眾的團結因政治斗爭被人為割裂。新世紀以來，雖然取消了農業稅，開始實行農業補貼，農機補貼、家電、汽車下鄉等惠農舉措，新農合、新農保等社會保障體系開始健全完善，但因為上述政策是國家的“規定動作”，算不上基層干部為民服務、讓民滿意的“自選動作”，不足以扭轉前期的不良印象和現實的眾多負面影響。脫離群眾、拉幫結派、排除異己、嫉賢妒能、尸位素餐、以權謀私的基層官場風氣迅速蔓延充斥。（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基層培養和造就了大批善于“損公肥私、瞞上欺下”，“酒精考驗”的“油袖”干部；在這些干部的傳幫帶下，許多村級黨員隊伍家族化、派系化趨勢明顯，使部分基層黨組織內出現與群眾割裂對立的特權利益階層。施行土地分包到戶，分化了人心，敗壞了基層黨心民心，打破了原有社會管理秩序的同時但卻無法建立規范、有序、有效的新管理秩序，極大影響了“三農”長遠發展的基本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