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三農存在的問題及探源(已修改)

　

【正文】 當前三農存在的問題及探源 “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過程中，中央“宜統則統以分則分”的指示精神，被多數農村基層組織簡單的貫徹執行為將集體生產資料和資產分光、賣凈，瓦解農民經濟組織體系和社會化分工協作架構，這使農村農業普遍倒退為小農經濟，農業實現規模化、產業化經營的困難極端加大；削弱了黨在農村執政的經濟基礎，致使黨的基層組織日漸軟弱渙散，基層政權社會管理功能嚴重弱化；廣大農村社會事業無力發展，各種矛盾糾紛層出不窮；基層干部和農民公德、奉獻、協作、法律和集體意識淡漠，重為一盤散沙，歪風邪氣盛行；自然資源和環境遭到瘋狂破壞；城鄉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無法有效解決，農村城鎮化進城無法整體順利推進，占全國人口多半的農民群眾經濟收入多年徘徊不前，消費和投資長期低下，不能有效擴大內需推動農業及相關產業增長，農村成為制約我國現代化建設整體發展水平的最大短板……“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制約和決定著我國能否如期實現小康社會建設目標。對于我們這樣的國情和所處的外部環境，這些問題的存在程度、廣度和能否及時妥善解決，不僅是發展快慢好壞的問題，如果不盡快解決或解決不好，必然直接嚴重影響到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我們黨的興衰成敗，關系到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簡單分包到戶違背經濟發展規律，制約經濟發展。土地分包到戶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模式，成為制約農業產業化的瓶頸，國家各項富民政策無法有效推行，市場經濟改革成果大打折扣，農業基礎性地位和國家農業安全岌岌可危。（一）、分包到戶單干，實質上是把原本集中的生產要素分散化，使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競爭合力優勢化為烏有。原本遍地開花的農村集體企業幾乎絕跡。計劃經濟時代末期普遍建立的縣鄉農業機械化推廣實施機構、農村集體“副業”，隨著分包到戶的施行而遭到幾乎全面摧毀，使得原本可以利用開放搞活的“廣闊天地”，依靠資本、資源整合形成的競爭優勢，通過“以農養工，以工富農”良性互補，快速實現農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普遍繁榮整體進步的基礎條件毀于一旦。時至今時，對于絕大多數農村來說，按照現有模式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根本不可能。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主要靠恰逢其時的“雜交種子、化肥和密植技術”推廣使用，快速增加了糧食產量（如北京等發達地區部分農村部分地方糧食產量反而減少了），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但是，農民小生產者無力參與市場殘酷競爭，無力抵御各種風險，分散弱小的土地、勞動力和資本條件，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模式，越來越成為農業規模化、產業化和農業機械、新技術、新標準、新品種應用推廣，促進農業結構調整、農民增收的根本性障礙。（二）、前期造成的環境、事實和人的因素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各項涉農工作的順利開展，由于原有集體農田水利基本設施逐漸損失殆盡，少量農戶個人投資建設的微型水利設施因成本太高，農民種田積極性降低而逐漸荒廢；土地大量拋荒退化，農作物種植面積逐年減少，畜牧業在多數農村無法實現舍飼圈養，工廠化生產更是遙遙無期，農業無法實現規模化、產業化經營，農村農業自身造血機能無法有效建立，治標不治本的各項措施無法根本上解決農村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問題。（三）、國家扶植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等促進產業化發展的政策，具體落實面臨的則是土地流轉集中、群眾達成共識和農民民間資源、資產、資本整合的寸步難行，面對一家一戶的群眾，各種各樣的訴求，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無論是基層政府還是企業實體，面對無法逾越的群眾工作鴻溝，無法平衡的千差萬別的利益訴求，發展投資的熱情得到的大多是冰冷的泡影。農業規模效益的特點，因無力有效整合生產要素，使民間資本投資農業熱情低下，金融部門因信貸風險不敢大量普遍提供信貸支持。國家農業產業化項目和扶貧政策因缺乏載體根本不能有效整體推行。舉例說得到扶貧部門平均分配的扶貧牲畜后，多數農村村民因為不值得專門飼養，少數人想規模化養殖沒有資金、人力、場地、飼料來源等條件，只能是賣的賣、吃的吃，國家多年的大量扶貧資金、項目收效甚微。（四）、農業病蟲害防治難度加大。由于不同農戶對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和投入力度不同，農民只顧自家的“一畝三分地”，再加上現在的農民大多把玉米等農作物播種后，施過化肥、噴灑完除草劑后就基本不再到田間管理，一旦大面積爆發病蟲害，因為有的根本不管，有的不能及時采取措施，靠群眾自發根本無法確保防治效果，靠上級政府部門下發藥品防治，往往因為人為因素使藥品不能充分到達發揮作用的位置和用量等等，造成近年來美國白蛾、玉米粘蟲等病蟲害大面積爆發，對包括林業在內的農業經濟造成了重大損失，國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取得的效果也不理想。（五）、由于分包到戶后土地大量拋荒，鄉村財政收入曾經主要靠收稅提留統籌等，許多村采取了對上（部分）少報計稅土地面積（優親厚友），對群眾按實際面積收稅或以少收稅為籌碼促進群眾交稅的方法，以減輕征稅壓力、增加財政和個人收入。開展所謂二輪土地承包時，由于土地狀況錯綜復雜，為便于操作應付工作，許多地方是按照原有征稅底賬上報了之。糧補政策實行時，國家按照農戶二輪土地承包面積撥付資金，這就造成了大量農民實際耕種土地與所領取的糧補與實際不符的情況。為此，許多地方不斷進行糧補土地面積改報、補報，這些行為之中，又產生了許多不該補的補，該補的多補、少補甚至未補等不公問題。（六）、由于分散經營之后，農村沒有建立和發育起適應市場經濟經營活動的統籌管理機制，導致一定區域內農副產品、品種選擇、生產時間，用肥、用藥、用工管理等差異巨大，規模小、品種雜、產量少、品質低，新技術、新品種、新標準、新模式和農業機械化等無法推廣應用，對轉基因等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的外來農作物籽種使用缺乏監管和抵御能力，整體上無法滿足國際農產品貿易壁壘標準要求。在這種環境下，假三資大行其道，高殘留農藥、除草劑，化學添加劑、抗生素等被濫用，轉基因籽種和以其為原料的食品大行其道，食品安全成為日漸突出的關系民生和民族未來的重大問題；我國農產品甚至是一些傳統優勢農產品在對外貿易中逐漸喪失競爭力，分散弱小的國內生產者無力對抗發達國家優勢資本的分化打壓，惡性循環的內部價格戰愈演愈烈，我國農民多年增收乏力，我國農業產業總體上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也一直在最低端徘徊不前。（七）、基層農副業經濟組織普遍瓦解直接影響到許多地方的經濟社會整體發展進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末期，多數地方土地以外的集體資產、產業已經逐漸流失殆盡，民營經濟組織發展差的區域相對較多，這些地方原有收入來源斷了，新稅源沒有培植起來，對財政貢獻很少，這就造成以原集體經濟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許多地方財政很快陷入普遍困難。在國家政策對賣土地、賣資源限制較多的大環境下，許多地方紛紛從“開源”和“節流”兩個方面入手緩解財政壓力。所謂開源多是巧立名目亂攤派、亂罰款、亂收費，套取、截留、挪用專項資金，賣編制、擴招事業開支和工勤人員（借機收受賄賂），打人抄家等極端手段對付計劃外生育和抗拒不合理收稅收費等等；所謂節流則是依靠壓縮社會公益事業投資、“空調”、拖欠甚至克扣工資，執法部門單位創收等等手段。這就造成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實際上充當了一個利用權力瞞上欺下，與民爭利的角色。許多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陷入惡性循環。缺乏背景的實體經濟產業被吃拿卡要刁難的無以為繼，要么關門要么外遷至環境較好的地區，第二第三產業發展與發達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相關稅收收入也相對越來越少，于是把爭利的對象指向農民，所謂農業稅附加、特產稅、提留統籌一度成為不少地方教師數月、一年甚至是幾年才發一次工資的主要來源。可以想象，這樣的地方財政狀況拿什么興辦公益事業，拿什么扶植地方經濟發展，拿什么吸引外來人才智力支持，長年累月拿不到工資的教師如何安心傳道授業，（八）、基層統計、檔案工作是國家掌握基層經濟社會全面真實情況，記錄保存基層檔案數據，提供決策和具體工作參考依據的重要基礎性工作。伴隨著鄉村財政和集體經濟組織財源枯竭、群眾管理體系瓦解，面對農村群眾的生產生活的復雜實際情況，面對自身辦公條件的制約，面對各種“急難險重”的工作任務的壓力，在上面無法核實，不會追究的大環境下，在統計工作上，日常統計資料由統計員完全依據上級下達的“各項發展指標”，按照規定增長速率在上年度數據的基礎上直接核算，填表蓋章上報了事。遇到經濟普查等任務量大的時候，也是組織各村會計等培訓，同樣是根據指標逆向推導報表，上報的數據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的情況普遍存在，根本不能真是反映基層經濟狀況，不能為國家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受社會轉型、經濟條件制約和人員喪失穩定性關聯以及個人利害關系等問題影響，鄉村檔案工作是一塌糊涂。鄉村長期缺乏起碼的硬件設施，相關人員交接變更頻繁，缺乏規范的文件資料管理制度，缺乏起碼的專業知識和責任感，重要文件、文書和數據資料等成為短期內少數人的私人用品，人員更替交接后，時過境遷，資料要么無故“丟失”，要么被當廢紙變賣丟棄……尤其是在農村，因為事關個人的利害矛盾，出于不得罪人或掩蓋對自己不利的證據考慮，相關資料的保存者往往以資料丟失等理由，將有關集體資產、資源的經營承包合同，集體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家庭人口、土地、果樹基礎數據、處理群眾權利糾紛的書證、物證、重要會議的會議記錄等的人為毀損隱匿，造成集體承包費等收入無法核實催繳，群眾矛盾陳年老賬無法甄別處理，項目開發征地工作中等無法核實原始真實數據（許多地方土地現狀與聯產承包初期相比發生巨大變化，如大量旱地、坡地撂荒，開荒、租種、換地、買賣、改為建設用地和其他原因人為改變地形地貌等），部分群眾制造借口無理取鬧嚴重影響項目進度等等。（九）、所謂能干點事的村多數也就是靠上級支持修點路，搞搞綠化、亮化，清清垃圾、刷刷墻體遮遮丑，真正的農業產業發展根本無從談起。少數靠個別能人或上級財政扶持有所發展的村是鳳毛麟角，其發展模式和經驗做法根本無法復制和普遍推廣。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后的廣闊天地，本應實現大發展、快發展的農業及相關產業發展嚴重滯后，多數農村農民的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面對世界發達國家的優勢競爭沖擊，我們的農業作為第一產業的基礎性地位相當脆弱和危險。二、分散經營動搖了農村政治社會穩定和諧的基石。土地分包到戶使黨的基層組織因喪失了經濟基礎支撐，對農村社會進行管理的權威性和效用日漸弱化，黨的基層組織凝聚力、戰斗力極大削弱，黨群干群關系受到嚴重危害。施行土地分包到戶，分化了人心，敗壞了基層黨心民心，打破了原有社會管理秩序的同時但卻無法建立規范、有序、有效的新管理秩序，極大影響了“三農”長遠發展的基本條件，增加了農村社會不和諧因素，動搖了農村社會穩定的基石。（一）、從上世紀80年代初“散隊”到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