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實務案例(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運出港，并備齊所有單據向銀行議付貨款。然而貨到時由于日本隊止步于16強，日方估計到可能的積壓損失，以單證不符為由拒絕贖單，在多次協商無效的情況下，我方只能將貨物運回以在國內銷售減少損失，但是在貨物途徑海關時，海關認為由于“韓日世界杯”字樣及英文標識的知識產權為國際足聯所持有，而我方外貿公司不能出具真實有效的商業使用權證明文件，因此海關以侵犯知識產權為由扣留并銷毀了這一批T恤衫。請分析海關的處理是否正確。案例分析： 海關處置正確。這實際上是一個定牌中性包裝問題，在國際貿易中對于中性包裝，尤其是定牌中性包裝，在按照買方的要求注明有關商標、牌號外，還應注明以后因此而產生的侵權行為或知識產權糾紛，由買方承擔一切責任和費用。[案例16] 在荷蘭某一超級市場上有黃色竹制罐裝的茶葉一批，罐的一面刻有中文“中國茶葉”四字，另一面刻有我國古裝仕女圖，看上去精致美觀，頗具民族特點，但國外消費者少有問津。問其故何在? 案例分析：問題主要出在文字說明方面。出口商品的銷售包裝上應有必要的文字說明，如商標、牌名、品名、產地、數量、規格、成分、用途和使用方法等。使用的文字必須簡明扼要，并讓顧客能看懂，必要時也可中外文同時并用。具體到本案例，當地人除了對仕女圖投入一瞥外，不知內裝何物。即使消費者知道內裝為茶葉，但是紅茶還是綠茶？分量多少?質量如何?還是無從知道。因此上述包裝不便于消費者了解商品，不了解何談購買?[案例17] 英國穆爾公司以CIF倫敦的條件，從蘭陀公司購買300箱澳大利亞水果罐頭。合同的包裝條款規定：“箱裝，每箱30聽。”賣方所交貨物中有150箱為每箱30聽裝，其余150箱為每箱24聽，買方拒收。賣方爭辯說，“每箱30聽”字樣并非合同的重要部分，不論是24聽還是30聽，其品質均與合同相符，因此，買方應接受。案例分析：有些國家的法律，把買賣分為兩類，一種叫憑樣品買賣，一種叫憑說明買賣。后者所包括的范圍很廣，不僅涉及商品品質方面的問題，也包括數量，甚至包括合同中有關裝運期、包裝和貨物花式搭配方面的陳述。按照英國買賣法的規定，凡合同中一切有關貨物“說明”的事項都是合同的要件，如有違反，買方有權拒收貨物，并可以提出索賠。本案例中，英國法認為，包裝是屬于“說明”的組成部分，屬于要件，賣方違背合同要件，買方有理由拒收全部貨物，也可以接受合乎規定部分，拒收不合規定部分，并提出損害賠償。第二章 價格術語和報價核算[案例1] 2002年11月8日，我國甲國貿股份有限公司與韓國乙株式會社簽訂出口各式夾克衫貿易合同，貿易術語為FOB，合同規定，付款方式為信用證，乙株式會社指定韓國丙綜合株式會社承運將該批貨物從中國上海出運至韓國釜山，丙綜合株式會社為此簽發了以甲國貿股份有限公司為托運人的正本提單。托運人為甲國貿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方為丁股份有限公司，收貨人為根據某銀行指示。由于韓國乙株式會社一直沒有付款買單，甲國貿股份有限公司現仍持有上述提單正本。經調查，涉案貨物運抵目的港后，已由前述提單通知人以銀行保函形式未憑正本提單向丙綜合株式會社提取。即涉案貨物已由丙綜合株式會社在目的港未收回正本提單即向他人進行了交付。據此，2003年10月8日，甲國貿股份有限公司訴至我國海事法院，請求判令被告賠償相應經濟損失5．9598萬美元及該款自2002年11月起的利息損失。2004年6月25日，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本案是一起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本案原、被告雙方在訴訟過程中均未主張適用外國法，同時爭議雙方均引用中國法律支持其各自的訴辯主張，由此可視作糾紛訴至法院后爭議雙方對中國法律已作選擇適用。此外，本案涉及的運輸合同起運地、提單簽發地均在我國境內，因此我國與本案爭議具有密切的聯系，根據國際私法中的最密切聯系原則，本案也可以適用中國法律。綜上，法院決定適用中國法律界定爭議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本案證據表明涉案貨物正本提單項下貨物已由通知人提供銀行保函而未提交正本提單向被告提取貨物，據此被告的行為違反了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中承運人應憑正本提單交付貨物的航運慣例，理應就此向原告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七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判決如下：綜合會社向國泰國貿公司賠償貨款損失5．9598萬美元及利息損失。此外，依據被告乙株式會社提交的公司證明，其是一家從事國際貨運代理業務的境外企業，但由于被告在本案中出具自己的提單承載涉案貨物，因此其實際充當了無船承運人的角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第七、八、二十六條以及我國交通部《關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的公告＝第一、三條的相關規定，其本無權未經許可自行在我國境內簽發提單從事無船承運人業務。鑒于被告的前述違法經營行為，其在本案中向原告承擔相應的經濟損失賠償責任的同時，依法應由我國相關職能部門對其擅自在我國境內簽發提單從事無船承運人業務的行為予以查處。案例分析：本案涉及無單放貨與無船承運人兩個法律與業務問題。無單放貨根據我國《海商法》第71條的規定，“提單，是指用以證明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貨物已經由承運人接收或者裝船，以及承運人保證據以交付貨物的單證。提單中載明的向記名人交付貨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貨物，或者向提單持有人交付貨物的條款，構成承運人據以交付貨物的保證。”提單是承運人或其代理人簽發的貨物收據，它證明已按提單所列內容收到貨物。提單又是一種貨物所有權的憑證。提單代表著提單上所記載的貨物，提單持有人可以憑提單請求承運人交付貨物，而船長、船公司或其代理人也必須按照提單所載內容，將貨物交付給提單的善意持有人。因此提單具有物權憑證性質。本案被告綜合會社在未收回涉案正本提單的情況下，憑銀行保函將涉案提貨單交付給非正本提單持有人，該行為直接侵害了正本提單持有人依法享有的物權，對此必須承擔法律責任。無船承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第七條規定，“無船承運業務，是指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者以承運人身份接受托運人的貨載，簽發自己的提單或者其他運輸單證，向托運人收取運費，通過國際船舶運輸經營者完成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承擔承運人責任的國際海上運輸經營活動”。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并交納保證金。本案韓國綜合國際海運株式會社沒有向我國交通部辦理提單登記，更沒有交納保證金。擅自在我國境內簽發提單從事無船承運人業務，因此是違法的，應予以查處。近年來，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客戶使用FOB條款并指定境外船公司、貨代或無船承運人安排運輸，并在信用證結算上又設置的客戶檢驗證書等軟條款的情況與日俱增，有些被指定的境外貨代或無船承運人存心不良，與買方合謀串通，搞無單放貨，使出口企業貨、款全落空。也有些客戶特意設置境外貨代或無船承運人來國內進行騙貨。而我國出口企業業務人員對出口貨物業務不精通，對航運市場情況不掌握，風險防范意識淡薄，在沒有了解或充分了解國外貿易買家是否合法存在和資信等級的情況下，為節約出口成本，較多與外商簽訂FOB為貿易條款的出口合同從而將貨物的運輸權利、運輸方式和選擇承運人的權利交給外商，很少使用CIF和CIF的貿易方式。此外，在運輸環節由外商掌握的情況下，中小企業盲目聽從境外貿易買家及其（國內和國外）代理的指令，將貨物實際交給境外買家（或其代理）在裝貨港的代理人。發生糾紛后，這些企業堅持認為貨物交給買家代理人，買家代理人就是承運人的錯誤觀念。一些出口企業在收到境外海運公司簽發的提單時從未要求出具提單的船公司或貨代公司出具保函，對提單或提單簽發所顯示的承運人是否合法存在不作審查。出口企業為規避FOB合同下被無單放貨的風險，貨主要盡量做到以下幾點：簽訂出口合同時，應盡量簽訂CIF或CFR條款，力拒FOB條款，避免外商指定船公司、境外貨代或無船承運人安排運輸，由我方掌握安排運輸的主動權；簽約前應注意掌握外商的資信等情況。如外商堅持FOB條款并指定船公司、境外貨代或無船承運人安排運輸，可接受知名的船公司，盡量避免接受指定的境外貨代或無船承運人。如外商仍堅持指定境外貨代或無船承運人，為不影響出口，必須嚴格按程序操作，對指定的境外貨代或無船承運人的信譽要進行嚴格的調查，了解是否有我國合法代理人向交通部辦理無船承運人資格的手續，同時貨主要求我國的貨代或無船承運人出具保函，承諾被指定境外貨代或無船承運人安排運輸的貨物到達目的港后必須憑信用證項下銀行流轉的正本提單放貨，否則要承擔無單放貨的賠償責任。只有這樣，一旦出現無單放貨，才能有依據進行索賠。但不能接受未經我國有關部門批準在華經營貨代業務的貨代企業或境外貨代企業以及資信情況不明的公司簽發的提單和安排運輸。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FOB條款下，賣方以交出裝船單證證明完成交貨義務并取得貨款，買方以付款取得裝船單證實現提貨之權利。境外貨代提單必須委托經我國有關部門批準的貨代企業簽發，貨主可要求代理簽發提單的貨代企業出具在目的港憑正本提單放貨保函。在海運實務中，在提單尚未收到、貨物已送之承運人指定或委托的裝港代理倉庫的情況下，出口企業可要求其根據賣方的指令裝船并出具保函做法較為普遍。出口企業必須明確，在FOB合同中，運輸由買家負責，即承運人由買家指定，故貨物送到承運人的裝運港代理就是將貨物向買家交付。在FOB價格條款下，出口企業應力拒信用證條款中“客戶檢驗證書”等軟條款，該條款系信用證交易的特別條款，是銀行承兌或墊付貨款的前提條款；如外商堅持使用“客戶檢驗證書”，出口企業可接受，但在發貨前將“客戶檢驗證書”的印鑒與外商在銀行預留印鑒相比對，印鑒比對不一致必須拒絕發貨。外商資信不明的，即使先前雙方有貿易來往，在FOB貿易條款下，出口企業盡可能結匯成功后繼續分批出口。盡量避免結匯未成而多次集中出口。出口企業的外貿人員需強化信用證貿易和海上貨物運輸的實務操作。出口企業應熟悉FOB條款。FOB價格條款決定貿易合同的性質。在FOB價格條款下，賣方負責在貿易合同規定的期限和裝運港將貨物裝上買方指定的船舶并通知買方；負責貨物越過船舷前的費用和風險；負責辦理貨物出口手續并取得相應文件；負責提供相關的裝運單據。買方負責訂艙租船和支付運費；將船名船期及時通知賣方；負擔貨物越過船舷前的費用、風險和投保及費用；負責貨物進口和收貨手續；接受裝運單據并按合同支付貨款。若采用FOB條款，中小企業應嚴格依照現行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對FOB條款的規定和解釋簽訂貿易合同，謹防落入FOB陷阱。[案例2]1996年某出口公司，對加拿大魁北克某進口商出口500噸三路核桃仁，合同規定價格為每噸4800加元CIF魁北克，裝運期不得晚于10月31日，不得分批和轉運并規定貨物應于11月30日前到達目的地，否則買方有權拒收，支付方式為90天遠期信用證。加方于9月25日開來信用證。我方于10月5日裝船完畢，但船到加拿大東岸時已是11月25日，此時魁北克已開始結冰。承運人擔心船舶駛往魁北克后出不來，便根據自由轉船條款指示船長將貨物全部卸在哈利法克斯，然后從該港改裝火車運往魁北克。待這批核桃仁運到魁北克已是12月2日。于是進口商以貨物晚到為由拒絕提貨，提出除非降價20%以彌補其損失。幾經交涉，最終以我方降價15%結案，我公司共損失36萬加元。案例分析：本案中的合同已非真正的CIF合同CIF合同是裝運合同，賣方只負責在裝運港將貨物裝上船，越過船舷之后的一切風險、責任和費用均由買方承擔。本案在合同中規定了貨物到達目的港的時限條款，改變了合同的性質，使裝運合同變成了到達合同，即賣方須承擔貨物不能按期到達目的港的風險。吸取的教訓：1)在CIF合同中添加到貨期等限制性條款將改變合同性質。2)象核桃仁等季節性很強的商品，進口方往往要求限定到貨時間，賣方應采取措施減少風險。3)對貨輪在途時間估算不足；對魁北克冰凍期的情況不了解。[案例3] 2000年5月，美國某貿易公司(以下簡稱進口方)與我國江西某進出口公司(以下簡稱出口方)簽訂合同購買一批日用瓷具，價格條件為CIF LOS－ANGELES，支付條件為不可撤銷的跟單信用證，出口方需要提供己裝船提單等有效單證。出口方隨后與寧波某運輸公司(以下簡稱承運人)簽訂運輸合同。8月初出口方將貨物備妥，裝上承運人派來的貨車。途中由于駕駛員的過失發生了車禍，耽誤了時間，錯過了信用證規定的裝船日期。得到發生車禍的通知后，我出口方即刻與進口方洽商要求將信用證的有效期和裝船期延展半個月，并本著誠信原則告知進口方兩箱瓷具可能受損。美國進口方回電稱同意延期，但要求貨價應降5%。我出口方回電據理力爭，同意受震蕩的兩箱瓷具降價1%，但認為其余貨物并未損壞，不能降價。但進口方堅持要求全部降價。最終我出口方還是做出讓步，%，%，為此受到貨價、利息等有關損失共計達15萬美元。案例分析：本案例充分表明了CIF術語在應用于內陸地區出口業務時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風險轉移嚴重滯后于貨物實際控制權的轉移對運輸單據規定的限制致使內陸出口方無法在當地交單 內陸地區使用CIF術語還有一筆額外的運輸成本對于更多采用陸海聯運或陸路出口的內陸地區來說，CIP比CIF更合適。從適用的運輸方式看，CIP比CIF更靈活，更適合內陸地區出口。從出口方責任看，使用CIP術語時，出口方風險與貨物的實際控制權同步轉移，責任可以及早減輕。從使用的運輸單據看，使用CIP術語有利于內陸出口業務在當地交單結匯。[案例4] 中國A公司（買方）與澳大利亞B公司（賣方）于某年3月20日訂立了5000公斤羊毛的買賣合同，單價為314美元／KG，CFR張家港，規格為型號T56FNF，信用證付款，裝運期為當年6月，我公司于5月3I日開出信用證。7月9日賣方傳真我方稱，貨已裝船，但要在香港轉船，香港的船名為Safety，預計到達張家港的時間為8月10日。但直到8月18日Safety輪才到港，我方去辦理提貨手續時發現船上根本沒有合同項下的貨物，后經多方查找，才發現合同項下的貨物已在7月20日由另一條船運抵張家港。但此時已造成我方遲報關和遲提貨，被海關征收滯納金人民幣16000元。我方向出口方提出索賠。案例分析：在船名船期通知錯誤這一問題上，責任在賣方是不容置疑的。因為根據CFR A7的規定，賣方有義務將轉船的變化情況及時通知買方，以便買方能